日本与欧盟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日本与欧盟的关系和日本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关系，本文着重阐述前者。本文将战后日欧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在冷战中摸索前进的日欧关系（1952—1989年）；第二，全面伙伴关系初见端倪（1990—1999年）；第三，不断拓展与深化的全面伙伴关系（2000年至今）。在此框架内分别从政治、经贸和安全等层面对该双边关系进行分析，并探讨其特点及深层原因。 一 在冷战中摸索前进的日欧关系（1952—1989年） 冷战时期，日本与西欧诸国的关系呈逐渐上升的发展态势。自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后，双方恢复邦交。在此后的10年里，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艰难而缓慢地融入西方经济体系。①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向世界显示了其经济发展的奇迹，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西德成为位列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同时，西欧的经济也迅速复兴且一体化的步伐明显加快。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50年代占全球总量的52％，下降到70年代的30％。② 日、欧经济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打下了基础。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和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西欧与日本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伤害，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使日、欧首次意识到双方经济合作的必要性。1975年法国提议召开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日本在被邀之列，显示了其经济成就得到了西欧的承认。与此同时，西欧对日本的贸易赤字猛增，双方的贸易摩擦加剧。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日本在执行“西方一员”的外交政策背景下，首次在应对全球性政治问题上与欧美协调行动，联合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和对苏实行经济制裁。此举使欧美意识到日本的参与可以更有力地显示西方阵营的团结一致。日本在与西欧交往中“平等伙伴”的地位得到确立。③ 但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日欧关系不能被认为是“单纯”的双边关系，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日、欧在冷战时期都需积极配合盟主——美国的世界战略。美日、美欧关系弱化了日欧关系的发展，使之成为美、日、欧三角关系中最弱的一边。其二，日欧关系发展主要基于经济贸易层面的合作与协调，但在政治上西欧并不想在对苏战略上盲从美国，因此对一味追随美国的日本保持着距离。其三，在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日、欧分别牢牢地绑在日美安保条约和北约这两部战车上，双方安全保障体系不同，没有直接的安全合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日本和欧共体逐渐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全球经济中心，双方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愿望日益强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3至1984年间在多个不同场合发表了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的言论：“日本将按照自己的判断并根据国情完成超出以往的责任”，④“我提议要建设‘国际国家’”，“我痛感不单纯是经济的国际化，我国必须沿着在文化、政治上做出积极国际政治贡献的方向前进，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国家”。⑤ 为了达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中曾根提出了日、美、欧三极主导世界的政策主张：“在具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共同价值观的美欧日三极政治、经济联合与合作的基础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社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三极（经济力量）合并则占到世界生产力的一半，形成了自由阵营的核心。维护这样的三极合作，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共同的价值观，都极为重要，因此责任重大。”⑥ 面对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政治积极性，一体化日益加深的西欧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第9届西方首脑会议首次就政治与安全问题公开表态：“我们西方七国的安全是不可分的，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制定对策。”而据1983年6月1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这句话就是应日本的提议而加入宣言中的。 随着东西方对抗的日趋缓和，国际交往中的经济成分比重日益加大，日欧双方对政策自主性的诉求趋于强烈，为冷战结束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二 全面伙伴关系初现端倪（1990—1999年） 20世纪90年代，日欧关系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冷战的终结和两极体系的崩溃使日本和欧共体外交的活动空间明显增大。为了改变美、日、欧关系的不平衡，日欧双方开始积极地接触与协商，于1991年7月18日发表了《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日本联合宣言》，这对日欧关系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双方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对话的目标和框架来促进建立全面而广泛的关系。⑦ 而在此之前，日欧关系主要是经济层面的。1995年3月欧盟委员会强调要将双方关系转变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个层面的全面伙伴关系。同年5月欧盟部长理事会制定的《对日政策纲领》，进一步明确了日欧关系全面、健康发展的三大支柱：即政治对话、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至此不难看出，步入90年代后，日欧双方以1991年的《联合宣言》为基石，着手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双方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政治层面 1991年的《联合宣言》提出加强日欧在政治层面上的合作，并建立了一整套定期会晤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按年度举行日欧首脑峰会和部长级会议，半年一度的外长会议并建立“日欧工作小组”。它涉及政策性和事务性两大层面，为日欧政治关系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此外，欧洲议会与日本议会之间也建立了完善的交流机制，这不但使双方议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欧盟对日本决策者的政治影响力。 日欧双方领导人对发展全面伙伴关系表现出了热情。1990年1月，时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访问欧洲，表达了希望积极发展对欧关系的愿望，公开阐述了以强化日欧关系和美日欧三方协调为内容的“新欧洲政策”。1992年6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日本政府关于欧共体政策的基本意见”的文件，提出要改变经济式外交，加强同欧共体在裁军、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东欧重建等问题上的合作。欧共体方面也持有这样一种看法：特殊的社会历史关系是欧洲内部紧密合作的基础，日欧之间也有类似于这样加深双边合作的基础，即在1989年后日欧共同面对着美国日益表现出的单边倾向的外交与防务政策，双方都有提升防务政策自主性的愿望，都希望通过制度上的改进来提升外交能力。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