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基斯坦爆出“核弹之父”卡迪尔汗走私技术的丑闻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印度这个新生的核国家是否有能力管控好自己的核力量，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核战略既有疑虑，也有期许。一方面，认为印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新生的核国家可能缺乏必要的管控原则和手段；另一方面，又认为印度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民主典范，一贯坚持“文官治军”原则，因此印度发生核扩散或不谨慎使用核武器事件的概率极小。 文武关系、“文官治军”与核扩散 文武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是西方政治学界探讨一国的民选政府与军队之间权力与权利如何划分的课题领域。西方民主国家对军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矛盾心情。一方面，国家需要军队来保卫领土、保护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军队是国家暴力工具的最大垄断者，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团体，拥有独立于社会的部门利益和部门文化。军人如果使用自己掌握的暴力工具来干预政治，那么将是民主制度的噩梦。所以，民选的领导人，即文人，必须建立一套有效控制军队的制度，即实行“文官治军”(the civilian control of military)原则。民选政府与军队之间应遵守的规则大体如下：军队要忠于国家(即民选政府)，不能介入政治事务，特别是不能对政府的更迭表明政治立场；政府拥有宣战权、军事预算权、征兵权和高级军事将领的任免权等权力，有责任为军队提供必要的资源，但不应干预本质上属于军队的事务，例如作战、训练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理想的文武关系应该是：文职领导人有权为军队设立政策目标，军队有权选择可以达到该政策目标的军事行动和军事手段①。 然而，文武权力的划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并非泾渭分明，否则对文武关系的理论研究就会失去现实基础。就以国家对核力量的指挥与控制为例：文职部门与军队到底在此问题上如何划分权力？军队对核力量的使用享有什么权利？军人是否有权参与国家核战略的制定？动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是否有必要让军人参与？核决策指令如何传递？这些问题都需要政治家和军人在实践中的摸索与协调，以及政治学家在理论方面的总结。 文武关系与核扩散问题并非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自核武器诞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界与学界就在不断地争论核扩散会有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后果。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等国获得了前苏联的核武器，而且国际核走私活动有所抬头。西方国家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新生核国家的政府管理不好自己的核武器。在此背景下，关于核扩散后果的讨论更加激烈，并与文武关系的讨论相结合，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体形成了两类观点。 以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核扩散有助于国际安全与稳定，因为其他国家，包括中小国家获得核武器后就会进入相互威慑状态。任何国家发动战争都会遭到对手的核报复，因此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所以，核扩散之后的世界是一个战争及战争可能性大大减少的世界②。关于新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是否能建立良好的核指挥与控制体系，华尔兹则显得更加乐观。他认为这是一件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事，“我们不必担心他们能否管好自己的核武器。他们有动力做好这件事。”③ 他还指出，“如果美国‘文官治军’原则的脆弱或缺乏并未导致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话，我们很难有理由相信新生的核国家会因缺乏文人的控制而误用自己的核武器。”④ 华尔兹所代表的乐观派是少数派，多数国家和学者则比较悲观，认为核扩散有可能导致国际核危机，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悲观派学者司各特·萨甘(Scott D.Sagan)指出，无法保证新生核国家能够对核武器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施核威慑。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核武器由军方保管、维护和使用，而其文人政府对军方的监管能力有限，容易导致核事故。另一方面，有的国家的军队对政治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或者是由军人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核政策反映的可能是军方狭隘的部门利益或偏见，这就使该国的核威慑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⑤。 另一悲观派学者彼得·费维尔(Peter D.Feaver)指出，新生核国家的核指挥与控制体系是该国战略意图、管理能力和文武关系的综合反映。如果该国的核武器不能严格地掌握在文人政府手中，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负面地体现在其核指挥与控制体系之中，从而削弱国际战略的稳定⑥。 不过，9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所谓“新乐观主义者”。他们指出，新生核国家的核武器数量比较少，采取的是最低限度核威慑战略(minimum deterrence)，其核指挥与控制体系也就相对简单，不会遇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曾遇到的复杂指挥与控制问题。所以，尽管这些国家的“文官治军”原则可能贯彻得不及美、英、法等核国家，但其核指挥与控制体系的复杂程度与其核武器数量是成正比的，国际社会也因此不必过于担心⑦。 印度文武关系与核计划：1947～1998 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政治家始终对印度军队抱有一种警惕的态度。建国前后的第一代政治家视当时的印军为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工具，因此在建国后极力削弱军队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这种态度在甘地和尼赫鲁的身上表现得极为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