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属于威权政体，20世纪70～90年代初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未曾波及这个地区。① 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中东地区的发展状况，中东伊斯兰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然而，来自外界和内部的双重压力使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府在民主化改革问题上陷入重重困境。在实现民主的基础、方式以及目标等方面，伊斯兰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是截然对立。这些矛盾不仅使中东的民主化改革举步维艰，② 而且导致整个中东地区民主化前景的不确定性。另外，在实现民主化和稳定国内政权的关系上，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也处于两难境地。 民主化改革的双重压力 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化改革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主题。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受到外界和国内的双重压力。外界压力来自西方世界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特别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明确提出的“民主改造中东”计划。③ 内在压力则源于国内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诉求。 在西方世界看来，中东是一个“民主缺失”的地区。美国倡导民主与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2000年发表的年度报告中认为，尽管“最近伊斯兰世界开始表现出了自由化的迹象，包括温和的民主改革，……但是，伊斯兰世界依旧最抵制民主和公民自由的传播。”④ 在中东，以色列和土耳其是选举制民主政体，伊朗实行的是教权主导下的民主制度，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等国虽在法理上或事实上实行政教分离，但民主化进程相对缓慢，而其他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则没有真正的选举制民主。中东又是一个长期动荡不安的地区。在美国看来，造成中东动荡的因素，过去是冷战背景下大国势力的角逐，现在则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缺失”⑤。中东的不稳定是对美国在该地区战略和利益的威胁，而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尊重人权和法治⑥——则符合美国长远的国家战略和利益。因此，美国把中东民主化与地区稳定相联系。200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在海外推行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目标之一。⑦ 由此美国把中东政治民主化改革与美国国家战略和利益直接挂钩。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把恐怖主义界定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美国认为只要中东伊斯兰国家实现了民主化，事关美国战略利益的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民主化不啻一把万能钥匙。基于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双重考虑，美国把推动中东民主化改革提到了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民主化改革的要求不仅表现在美国政府的言辞上，更体现在行动上，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随后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 除了来自美国的外界压力，中东伊斯兰国家还面临国内民主化改革的压力。经济停滞、生活水平下降是产生这种压力的根源，因而改善生活质量也就成为民众政治民主化诉求的首要目的。人口膨胀、失业增加等社会问题，以及政府腐败、治理无能等政治问题则是产生改革压力的两大间接因素。 在中东，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石油生产国靠开采和出售石油获取财政收入，而像埃及和也门这一类资源匮乏的国家也依赖石油，它们通过向石油生产国提供大量劳务输出赚取外汇来维持国家财政。20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使这两类国家都变成了依赖石油出口、而不是自主生产财富的“寻租国家”(rentier state)⑧。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为国民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换取后者默认政府的治理方式。石油财富支撑社会福利事业，使民众获得直接和实质性的利益，这在产油国具有“政治鸦片”的作用。但是，随着石油收益的下跌⑨、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这种社会默认日益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是民众越来越多的不满与抱怨。大幅减少的石油收入直接影响了中东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产油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9～1998年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例如，沙特从13133美元降到6531美元，阿联酋从27750美元下跌到16323美元，巴林从12859美元降到9688美元。⑩ 实际石油收益的减少使政府丧失了足够维持现有治理方式的物质基础。 新增人口和失业人口的增多等社会现象加剧了经济滑坡和生活水平下降。大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经历着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3％，海湾国家这一项则超过了3％，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3％。(11) 而且有1/3以上的人口年龄在14岁以下，随着这批年轻人很快进入生育年龄，人口增长、失业增加对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国家的教育、就业、医疗、以及其它社会服务方面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加重。 威权政治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普遍现象。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日渐严峻的情况下，民众对经济和生活状况的不满最终指向了政府执政能力和政治体制本身，归根结底是对威权政府的权力地位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中，王室世袭而不是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造成最高决策权威的权力集中，整个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在世俗化国家中，民主选举往往有名无实，承袭的遗风清晰可辨。这些国家中盛行的裙带风气和腐败行为使民众抱怨的矛头直指权力阶层和政府。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权力阶层贵族般奢华的生活方式与百姓日渐下滑的生活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生活状况不断恶化，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很自然地会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并同经济和社会问题一起成为要求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内在压力。如果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在现有治理结构中得到有效宣泄，这些不满情绪便很容易转化为对政府的治理和制度本身的失望与怀疑，从而形成要求政治改革、参与国家决策的政治诉求。2002年首次发表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对中东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尖锐批判，就是这种国内压力的集中反映。(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