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2-0019-09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美“输出民主”战略永远在其外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只是在输出的对象、广度、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由于中东地区传统文化及政治制度与美国的差异很大，因此其成为美“民主输出”的重要对象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作为美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输出民主”战略的实施也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呈不同特质，且中东地区的民主发展也深受美国中东政策变化的影响。 一、冷战时期 在中东，已建立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并不多，只有以色列和土耳其接近这种类型。更多的国家则是在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又建立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有些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名义上实行“多党制”，但实际仍是“一党制”，甚至在最高领导职位的继承上还具有封建世袭制特点。 由于受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国际地位的限制，二战以前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一直十分有限，自然无法把中东作为其“输出民主”的对象。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美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角，并开始对本地区的民主发展产生影响。20世纪前半期，美主张民族自决，反对推行殖民主义。二战后，美国又与苏联在中东展开争夺，并很快取代英法在该地区的影响。冷战时期，反苏是美外交政策的核心，并把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看作是“输出民主”的第一要务，因而对中东地区亲美的威权主义政权较少施以民主、人权方面的压力。美认为，主要阿拉伯盟友的政治安全与国内稳定是其推行中东政策的重要依据，亦即“只要稳定和其他战略利益(即支持反对共产主义和/或保持稳定的能源输出)得到满足，美就愿意支持维持现状，并且不推动在伊斯兰国家内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1]。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冷战期间，美对待该地区的方式是促进稳定以防止苏联扩大影响，保证世界经济的石油供应，并为该地区的唯一民主国家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美的政策是通过独裁的领袖进行管理，不要‘捣乱’。”[2] 128难怪一位美国学者略带夸张地说：“在过去的50年中，华盛顿在促进阿拉伯民主化方面无所作为，相反却依靠埃及、沙特以及其他国家专制领导人的帮助，保卫美在邻近地区的关键利益。”[3] 91除确保石油供应和防范苏联为两大核心利益外，石油利益又是美在该地区最具体的利益。[4] 这些基本目标决定了美在中东的总体战略就是促进和维护该地区稳定。[5] 134体现到操作层面则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在国家层面推行“代理人政策”，避免干涉中东内部事务。1945年2月14日，沙特国王与罗斯福达成“石油换安全”的历史性交易。从此，这就成为美与沙特乃至海湾国家合作的基本模式。因此，在美看来，尽管这些国家在人权、民主方面不尽如人意，但都可以视而不见。“在冷战时期，‘自由’是美在世界各地的通用口号，但在中东，美很乐意用安全换自由，学术界也主要是探讨所谓的‘中东例外论’。”[6]“中东例外论”者的基本“理由”是：伊斯兰教所强调的“真主主宰”，与世俗民主之间是完全对立的。[7] 14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也是完全对立的。进而认为：“只有从伊斯兰教中解放出来(通过启蒙运动和世俗化)，穆斯林才有希望推进到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8] 2到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因深陷越战泥潭，因此在中东更加依赖扶植“代理人”来确保美对中东的控制，伊朗、以色列和沙特就是当时美稳定中东秩序的“三大支柱”[9]。 当然，美维持现状和扶植亲美国家的政策，也曾经遭到要求中东非殖民化、政治独立的一些政治力量的挑战，如摩萨台、纳赛尔、霍梅尼等，他们将美在该地区扩展影响视为西方帝国主义。[5] 134美首先想方设法地打击对其利益构成威胁的民族主义。但总体来说，美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相当有限，所用手段也较谨慎而节制，这就使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战略自主性。其次，在地区层面推行相互制衡的均势政策，防止出现威胁美霸权的地区性大国。美国中东政策主要由阿以政策和海湾政策两大部分构成。[10] 1因此，美均势制衡政策也可分别进行解读：在阿以乃至大中东范围内，美通过扶植以色列、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海湾地区，美通过支持温和阿拉伯国家(如沙特、科威特)来平衡激进阿拉伯国家(如伊拉克)，且通过伊拉克进而制衡伊朗。① 冷战时期，尽管美将反对苏联作为外交的重中之重，对中东的极权主义国家很少施以民主改革的压力，但一些亲美政权在政治制度上也还是受到了美的一定影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后，伊朗邻国接二连三地发生反封建革命，特别是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扮演“救世主”角色的美国为伊朗巴列维国王出谋划策，同时也想乘机把美国的“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推向世界，包括自己的盟国。于是，肯尼迪总统以人权为借口，要求巴列维王朝实行西方化的社会改革，以笼络民心。1963年1月，在美的倡导和支持下，全面西化的“白色革命”轰轰烈烈地在伊朗境内全面铺开，巴列维国王解释为是他本人领导下的“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也叫“国王与人民革命”。本质上“白色革命”“是一场以土地改革为核心内容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11] 208然而“白色革命”使得伊朗经济混乱、政治腐败和外交失策，从而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进而诱发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君主政权与人民的矛盾日趋尖锐，且形成了反国王的统一战线，领导人就是被尊为阿亚图拉的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霍梅尼。对此，卡特政府企图以“人权”为幌子，压迫巴列维国王实行“自由化”，以挽救伊朗的危局，尤其“主张巴列维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内危机，反对动用军事力量镇压革命，并要求伊朗军队保持中立”[11] 214。 美对伊朗“输出民主”的冲动，并没有挽救巴列维政权反而在客观上帮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忙，使美国和伊朗从此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美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中东地区推行的“双柱战略”彻底崩溃。里根上台后，在中东地区实施“均衡战略”，即“让两伊处于两败俱伤、彼此牵制的状态”[12] 205，同时进一步拉拢亲美的集权政府，遏制苏联的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