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在上海为“鲍大可-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讲座”发表演讲是一份特殊的荣耀。作为尤其珍重我们两国关系的一员，我最为敬重鲍大可和奥克森伯格这两位学问和事业的大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工作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最让我高兴和感动的是，珍妮·鲍大可女士(鲍大可夫人)和洛伊丝·奥克森伯格女士(奥克森伯格夫人)今天也大驾光临，你们的出席为本次讲座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超出了我们在这里的言语所及。 我也愿向已故的汪道涵先生表示我的敬意，他是许多人的领导和良师，为这个城市，为他的国家，也为我们两国的关系，给予了如此多的贡献。 众多人士为本次活动提供了诸多支持，我感谢他们悉心地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尤其令我高兴的是，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部长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今天的活动，并将参与随后的对话。他的著作非常出名。 本人有幸与麦克·奥克森伯格相识，我们拥有一个特别的纽带，那就是都上了相同的一个不大的学院，该学院注重思想的严谨和分析的透彻。我一向看重麦克那种令人望尘莫及的风格，他能在决策中把宽厚、热情、知识，以及冷静的判断融会一体。甚至在研讨会、交谈等短暂的接触中，包括通过阅读他的文字，我也获得了很大的收获。麦克拥有异常独特的能力，能将其丰富的学问和经验用来应对政府工作中的挑战，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把战略视野与具体行动结合起来。 即使麦克正式任职是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但是，在尼克松总统的最后岁月里，这位前总统与麦克就中国问题进行了具有战略性的对话。他们一同访问中国，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此展示了分属两党的美国人如何能够就中国这一重要国家找到共同的立场。 我依然怀念麦克的耳提面命，而且，我可以看到，他给予我的友爱同时也给予了各个年代、不同领域中的许多人，其中既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就在今天，我在听众中还可看到一位中国学者，我是通过麦克开始结识并且尊敬他的。这些都是麦克为我们奉献的厚礼。 中国与美国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历经了我们关系中剧烈的跌宕起伏，这是一段回味无穷的历史，也是一段很不平凡的历程。前辈们为了增进美国对于中国的了解已经贡献巨大，作为他们的继承者，我特别有感于鲍大可教授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写下的一句话。他说道：“与多年来学到的知识相比，为理解中国而还需要学习的东西更加让我刻骨铭心。” 本次讲座还有另一层特别的含义，因为上个月是上海公报签署三十五周年的时刻。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刚刚完成了一本了不起的书，叫作《尼克松与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她的书追忆了那些戏剧性的日子中曾经有过的高瞻远瞩与纵横捭阖、宏大战略与互相博弈、无比的激动与不幸的悲剧、外交活动与各种危险、敢作敢为与细枝末节，当然还有那些巨人的身影，这些伟人大多数已经走入历史的阴影之中，但是其又斑斓又模糊的色彩仍然启示着我们，也左右着我们对于过往历史的看法。 上海公报事关历史的一个转折，涉及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彼此关系的重新建立，然而，公报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它也是一个富有创新的外交工具。这项成就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国家安全助理和乔冠华副外长创造性的智慧和娴熟的外交技巧。 上海公报坦率地承认双方的分歧，而不是文过饰非地对之加以掩盖。它通过“中方声明”、“美方声明”告诉世人，中美各自就广泛的问题持有何种立场。当时的共同利益寥寥无几，有关经济问题不过是两个简短的句子而已，因为那时尚看不到太多的前景。关键的一个句子就是共同反对“霸权主义”，该词是用来表示苏联威胁的代称。 1972年时引发尖锐辩论的许多话题现已时过境迁、完全变样，不管是越南战争、克什米尔，还是南韩问题或者朝鲜问题，都是如此。当然，台湾是个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一个中国”的支持依然是每个国家当今所采取立场的核心所在。 上海公报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那时中国和美国都在相互重新发现对方。公报是一个起点，美中关系从此生长、扩大，乃至蓬勃繁荣。今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成熟和多层的关系，当然，中国和美国仍然在继续相互了解，仍然在尽力相互理解，就如鲍大可教授曾经指点的那样。 不过，上海公报中有一点至今值得我们努力效仿，即它立足于一个核心的理念，构想出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一个战略框架。公报试图借此框架，联合防范公众态度和担忧心理对于政策转折的抵制，试图克服各自国家内部同时存在的妨碍合作进程的那些呼声，须知，这些负面因素会对关系的牢固性构成挑战。 在1972年，那个战略框架就是反对苏联，我们的关系当时是依据我们双方共同反对什么来加以定义的。而在2007年，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双方共同赞成什么来定义我们的关系。 正因如此，2005年晚些时候，当我作为副国务卿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我阐述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我这样做的动机并非要为中国划出一个特别的类别。相反，我提出建议说，有鉴于中国的成功、中国的规模及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会有兴趣和利益，与其他主要的国家一起来维持并强化国际体系，因为正是依靠这一国际体系，才使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繁荣，也给美中两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维持和强化国际体系对于所有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欧盟、日本、印度、俄罗斯等等，当然还有美国，都是一个挑战。 中国从自己的角度，也意识到有必要重新定义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虽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重大的内部挑战，但中国领导人感觉到了由自己国家所引发的外部反响，其中也包括某些担忧心理。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开始讨论自己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可能也因为这一缘故，中国的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引起广泛兴趣的、关于以往五个世纪中全球强国崛起的系列纪录片。这是一种让中国公众参与讨论未来任务的方式，这一方式或许隐含了一种自豪感，也体现了一种至少从邓小平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面貌一部分的务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