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7-01-0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3-0042-06 不久前，在韩国朋友的安排下，笔者随团从首尔出发前往板门店进行参观。它给人留下两个特别的印象。一个印象是，历史的时钟在世界的那个角落似乎停止了走动。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荒芜封闭、军事戒备最为森严的漫长边界。另一个印象是，充满敌意的、过时的冷战状态仍然是构成当今朝鲜半岛安全难题的主要来源。具体地讲，有两个潜在的厄运缠绕着该半岛：一是军事冲突升级，再度爆发残酷的战争；二是目前的朝鲜政权能力下降，引起人们普遍担心的朝鲜难民大量外涌，甚至引发内战，从而导致整个东北亚地区安全发生剧烈动荡。 朝鲜核问题——也许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为棘手的挑战之一——似乎加剧了人们对厄运可能出现的担忧。问题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同样处于危险境况但不太显而易见的一个情形是，目前所存在着的对抗局面依旧严峻，“核边缘”情形日趋恶化，它们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处理。笔者在此提出两个反思性问题：朝鲜核问题的事态发展是一种“自然”现象呢，还是社会及政治的建构？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为何出现紧张与缓和反复交替的情形，而且似乎难以从中摆脱？ 看来，要想使目前朝鲜半岛的不安全文化被一种更为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所取代，从根本上对那里的(不)安全进行重新思考是有必要的。本文假定，朝鲜核问题演变至今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社会及政治建构的产物；理解朝鲜核问题冲突模式反复出现的原因，有必要从安全与身份之间的密切联系入手。笔者不是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不过，这倒可以使本文从“局外”的角度，对朝核问题“主流”话语可能忽视甚至搁置的方面进行观察。有关朝鲜核问题的报道、分析、评说甚至争论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不准备在这方面做补充或提供新数据，而是想结合上述两个问题和由此所引出的假定，就朝鲜核问题处理过程中有关视角的问题提出看法。笔者认为，如果说朝鲜核问题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及政治的建构，那么以何种视角去看待和处理它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然而，目前所采取的一些视角显然存在着局限性和不足。① 因此，探索新的视角旨在拓展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视野，它也是对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进行反思的一个必要方面。 一 理解朝核问题的传统视角 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从一定的视角加以理解和诠释的。政策制定者和安全专家们的想法和行动通常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一定的视角作为基础的。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不同的视角叙述着不同的“事件经过”，对它的理解也不同。一定的视角引导人们选择一定的取向，一定的取向引导人们采取一定的行动，一定的行动造成一定的结果。因此，在安全研究中，视角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定的时期里，一定的视角占支配地位，而另一些视角则处于边缘位置，甚至被忽视或搁置。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处理朝鲜核问题上大体遵循着两种主要视角：一种是所谓现实主义视角，认为朝鲜谋求发展核武器对美国及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只有通过经济孤立和军事威慑才能对其核计划加以遏制，使其就范；另一种是自由主义视角，相信与朝鲜进行经济接触并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援助，将有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安全紧张局势。依据这两种视角，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取向选择：一种是军事/核威慑及经济/金融制裁战略，即所谓的“硬着陆”取向；另一种是“先给予后获得”的接触战略，即所谓“软着陆”取向。在处理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这两种视角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取向在冷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并被交替使用。② 因此，以“国家为核心”的安全话语——像“国家利益”、“权力均势”、“安全生存/困境”、“政权更迭”、“经济/金融制裁”、“核威慑”、“外交接触”等——在很大程度上盛行于美国对冷战后朝鲜半岛(不)安全文化的理解和诠释中。 然而，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两种视角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两种取向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复杂的。从整体上看，朝鲜半岛的安全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险峻并趋于恶化。譬如，尽管包括朝鲜在内的各有关国家先后就确保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及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达成书面共识，③ 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朝鲜仍然从一个无核国家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最近自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朝鲜对自己的“核试验”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更具体地讲，如果说冷战结束以来朝鲜核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主要危机的话，④ 那么人们从这些危机中看到一种紧张与缓和反复交替出现的冲突模式，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观察的那样，朝鲜核问题“外交突破之后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出现新的紧张或另一场危机”。⑤ 在这种模式里，朝鲜核问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及历史积怨的环境里不断被社会及文化所建构。第一，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均玩弄了“战争边缘”及“核边缘”游戏。譬如，1993年当朝鲜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时，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美国处于一场大战的严峻危险中”；⑥ 2002年7月，美国国防部递交给国会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内容被披露，其中明确把包括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入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潜在对象，朝鲜对此的反应则是威胁放弃与美国所达成的有关冻结核计划协定；2002年9月，美国白宫正式颁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对所谓“无赖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同伙”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合法性；2003年初，朝鲜声称有可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美国则威胁说，对朝鲜实施打击的“军事选择从来没有离开过桌面”。⑦ 第二，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均通过一定的政治话语将对方不断建构成“安全威胁”的来源。长期以来，美朝之间一直相互敌视对方的政治身份，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话语里，朝鲜一度被称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在朝鲜，美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两国的媒体经常使用语言及其他符号歪曲和诋毁对方国家领导人形象。⑧ 第三，当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和行为强硬时，朝鲜对美国的态度和行为相应强硬；当美国的态度和行为软化时，朝鲜也相应地软化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无论是朝鲜还是美国，它们之间以何种方式发生社会互动都会对朝鲜核问题的缓和或紧张产生直接的影响。1993～1994年期间，美国克林顿政府对朝鲜实施接触政策，双方通过“直接对话”使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得到缓和。1999～2000年期间，克林顿政府再度对朝鲜采取双边“直接对话”的接触政策，两国高层官员实现互访，甚至考虑安排美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峰会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及朝鲜核危机进一步得到缓和。⑨ 然而，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不久，美国布什政府改变对朝政策，从言论及行动上对这个国家采取了严厉而强硬的态度，两国重新回到严重的相互不信任和极端敌视状态。在随后的五年里，朝鲜核问题经历了第二次、第三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