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太地区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日澳关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回想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的对日强硬政策以及无奈地接受美国主导的对日“软”和平条约，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日澳商业协定》以及70年代中期两国《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的签订，再到1995年5月两国建设性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联合声明》的最终签署，日澳关系中的由“敌”转“友”的轨迹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拟对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做专题论述，希冀从中管窥二战后至今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演绎特征。 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受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影响，日澳关系在一种观望和谨慎的氛围下向前推进。由于日澳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所以，经贸合作很快成为这一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政治交往在经贸合作的促动下渐次启动，互谅互信逐步建立，终于在1976年签订了《友好合作基本条约》。 战后，在美国等国的扶持下，日本经济恢复很快。随着盟军占领的结束，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开始用“战后时期已经结束”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变化特征，可以说，“没有什么比这些词语更能表达日本人民的想象力”。① 像占领期间的改革一样，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② 无疑是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恢复的重要前提，这也是日本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物质基础。日本外交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在经济实力的强势推动下试探性地寻求新的轨迹与个性。 澳大利亚接受与日签订“软”和平条约，是战后日澳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转折性事件。③ 尽管澳大利亚对接受美国的这一战略安排并非心甘情愿，亦未必相信日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从理论上讲，这一安排却使日澳关系产生了改善契机，因为它使日澳两国成为美国精心构筑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中的重要盟友。 1954年，孟席斯为首的自由党再次赢得大选胜利后，把发展澳日关系作为其政府任期内的重要目标之一。虽然自由党政府担心来自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但同时也相信有充分的理由与日本讲和。④ 这一时期，孟席斯政府的对日基本方针是：以积极的姿态来解决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把日本带到世界大家庭中来，让它拥有自尊，并成为一个地区性事务的合作伙伴。⑤ 澳政府的这一较为宽容和务实的政策为日本开始摆脱战败国外交迎来一缕阳光。 1957年1月，日本外相第一次召见澳大利亚驻日大使安南·瓦特爵士，向其表达了日本政府谋求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而瓦特大使也表达了本国政府的类似立场。4月11日，孟席斯总理如期访问了日本。日本政府对这次访问极为重视，因为孟席斯总理的访问不仅象征着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友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将为日本首相秋季的东南亚之行谱写序曲。从这个意义上看，孟席斯总理访日拉开了日本和平外交的大幕。这对日本努力摆脱战败后的心理颓势以及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参与本地区事务都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次访问还为同年7月6日双方签署《日澳商业协定》奠定了基础。 在日澳关系不断改善的进程中，《日澳商业协定》无疑是第一个重要文件。在政治交往尚未全面恢复正常的情况下，商贸关系是值得双方政府期待的合作领域。据此协定，日本给予澳大利亚的出口商品与其他国家同等的关税待遇，在进口许可证发放和外汇管制方面不再对澳采取歧视政策。⑥ 虽然澳大利亚一些制造业主和工会以该协定有损它们的利益为由而持强烈的反对立场⑦，但无论如何，该协定为两国商贸关系的正常发展提供了政治框架，成为推动双边商业和其他方面合作的基石。⑧ 如果说孟席斯总理对日本的访问意味着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原谅和理解，那么，岸信介首相对澳大利亚的访问，却有着复杂的政治意味和情感因素。诚然，对一个战败国来说，这是迟早必须迈出的一步。 就在岸信介访澳前夕，澳大利亚众议院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J.R.弗雷泽议员反对日本首相去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纪念石献花圈，认为以前只有代表英联邦国家的外交官才有此惯例，而敌国首相的此举不能表明悔过。⑨ 不出所料，这次访问还遭到包括“退伍者联盟”在内的澳大利亚公众的强烈反对和批评。但从日澳关系的政治角度来看，这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因为这是曾经侵略过自己的敌国政治家在克服诸多心理矛盾和政治隔阂后的第一次友好举动，是一次忘掉过去、面向未来的访问。双方在会谈中，除了讨论核试验问题外，还重点探讨了扩大双边贸易和保持东南亚地区稳定等问题。对澳大利亚倡导的“科伦坡计划”在维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发展这一地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岸信介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日本将支持这一计划。⑩ 政治交往的帷幕拉开后，便迎来了20世纪60年代日澳经贸关系稳步发展的时期。为了协调和发展双边经贸关系，1963年2月6日，作为两国商人之间相互联系和交流情报的论坛——日澳经济委员会成立。在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双方还首次讨论了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机构的问题。至1966年，日本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11) 由于经济合作给澳大利亚带来了不少实惠，而日本又没有将经济合作与外交挂钩，所以澳大利亚满足于现状而不愿触及双方都敏感的政治问题。只是到了1967年10月日本首相佐藤访澳之后，日澳才开始建立了两国外长每年定期磋商的制度。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在发展澳日关系方面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12) 不难看出，1970年以前，日澳关系中经贸关系仍居主导地位，政治关系有所发展，但历史问题仍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最大障碍。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日澳关系也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