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06 ）06—0049—07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世界与地区和平的关注似乎更为强烈。在国际政治学界，形形色色探求和平道路的理论或者假设相继出现，如“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等。但是，和平作为人类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却似乎总是很难实现，而且更加难以维护。地区性的战争或冲突仍然接连不断，像中东的巴以对抗，中亚的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非洲的种族争斗，以至两次海湾战争等等。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却保持了相对程度的安宁。虽然学者和政治家一直对这一地区的安全状况表示担忧，但是自1990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以来，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新的战争，成为冷战后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和平地区之一。 对于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和平状态，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为全面认识构成本地区政治结构的复杂因素提供了帮助。本文力图对这些理论解释作进一步的辨析，尝试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去分析构建东亚和平的核心与主导因素，并借此对霸权与地区稳定之间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关于东亚和平的主要理论辨析 冷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极体系崩溃，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新的态势，国际政治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对这种结构的认识差异引发了对和平主导因素的不同解释。总体来说，大致有以下四种主要的理论观点。 1.伙伴关系互动论 有的学者认为，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逐渐向多极化演进。亚太地区的主要大国出于不同的战略需求，纷纷开始倾向于建立双边伙伴关系，形成中美、中日、中俄、俄日、美日、美俄之间的四方六种双边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特征是：不搞互相敌对和对抗，倡导互相协调和合作，双方互相尊重和平等互利；不针对和不伤害第三国。因此，其互动关系“增强了国家的对话，弱化了对抗，加强了合作，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①。正是这种双边伙伴关系的互动保证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然而，这种观点对于国际政治社会的认识显得过于理想化，而且冷战后东亚的现实状况也与这种伙伴关系互动论不相吻合。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写道：“所有国家都情不自禁地（没有什么国家能够长期不为所动）使自己的特殊期望和行动披上普遍道德目的的外衣”②。他强调，国家在国际政治社会中一定要遵循审慎的原则，抽象的文明社会的道德原则并不适用于作为国家利益代表的政治家的行为。冠冕堂皇的口号只是混淆对手和公众舆论的工具，国家的行为总是以国家的利益为指导的。 冷战后，大国之间伙伴关系的建立也并非单纯是为了实现和平。在现实国际交往中，各国总是以国家利益为行动指南的。因此，伙伴关系背后掩盖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并不完全一致。即使主观上建立伙伴关系的初衷是不搞对抗，我们也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伙伴关系的效果就能维护和平。其中原因很多，突出的一个就是建立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相当于半同盟的形式）有可能增加第三国的安全恐惧。当中国同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发展时，美国出于这种安全恐惧千方百计地想加以干扰。针对中欧之间在用于和平目的的“伽利略”计划中的合作，以及欧盟可能的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美国的抱怨与威胁不断。此外，对于中国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美国更是极尽打压之能事。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称“中国购买先进军事技术会威胁其亚太邻国”③。 东亚地区的安全状况与伙伴关系之间也不是呈对应的关系。众所周知，冷战后东亚地区大国伙伴关系是由少到多逐渐增加的过程，而此地区的安全形势却是呈S状的不断波动。冷战后初期，东亚地区的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结构性的矛盾日益凸显，美国利用其在该地区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日同盟，加紧遏制中国，再加上该地区存在的一些热点问题，像中日钓鱼岛之争、1996年台海危机等等，使得东亚的局势相对紧张。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有所转移，开始忙于反恐，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所缓和，东亚地区的安全系数又重新回升。 因此，伙伴关系互动论虽然解释了东亚和平的一些原因，但却不能确切反映维持和平的主导性因素。 2.复杂利益牵制论 有的学者认为，冷战后，中、美、日、俄四国构成了6种双边关系和4种三边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形成了相互牵制的作用，使得东亚地区和平相对稳定④。这种观点有点像万能钥匙，因为无论是合作抑或是冲突，我们似乎都能用复杂利益说来解释。如果大国之间进行合作，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它们的复杂利益牵制所致，反之，我们也可以说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复杂利益产生的矛盾所致。而且，复杂利益究竟怎样衡量，怎样界定？似乎也没有科学的计量方法。 19世纪末的欧洲，可谓是欧洲大国复杂利益关系的高峰，当时有德法矛盾，英德矛盾，英法矛盾，俄奥矛盾等等，各国之间的利益复杂异常，相互交错。俄国倾向于为实施对奥作战而进行筹划和准备，而非对德开战，因为前者阻碍了俄国控制连接黑海与地中海海峡的企图。但是法国却只有在击败德国之后才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则志在消除德国对其帝国权威的挑战。但这并未阻止欧洲迅速地分裂为两大阵营，进而走向战争。这里主要说的是大国之间的矛盾情况，即使是经济上的复杂利益关系也并不能阻止战争。美国当代国际政治学家查尔斯·库普乾指出：历史记录清楚地说明，即使当国家彼此关系足够融洽使其高水平经济相互依赖得以出现时，它所导致的联系也不是长久和睦的保障。由一体化经济联结起来的国际社会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瓦解，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的欧洲就足以说明问题。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而言，一百年前比今天还要多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