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对话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亚洲安全会议，并因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而得名。会议的主要形式是由各参与国国防部门高官展开对话。至2006年，IISS和新加坡政府已经连续举办5次香格里拉对话。 目前，SLD已经成为除ARF和CSCAP之外亚太地区又一重要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同时，它也是亚太地区唯一能将各国防务部门高官聚集在一起讨论防务问题和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机制，① 其影响呈逐步扩大态势。本文试图对SLD的由来发展、主要特征及其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并就中国如何参与SLD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香格里拉对话的由来 SLD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因应“9·11”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新变化的需要。“9·11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大潮中，恐怖主义也全球化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呈现多元化之势。在亚太地区，领土、边界争端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热点问题仍未解决，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地区内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亚太国家也开始面临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但至今该地区安全结构仍然是不同国家间松散的安全合作，既有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能充分因应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ARF在处理东南亚安全事务之外，未能有效应对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变化，缺乏推进整个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能力；在由信任建立措施（CBMs）向预防性外交（PD）阶段过渡时进展缓慢，乏善可陈。在现实主义者看来，ARF的存在并没有改善东南亚的安全环境，因为它并没有尝试采取措施去限制中国的军事力量。② 而CSCAP作为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机制，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来应对“9·11”后地区安全形势和安全议程的新变化。因此，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在既有机制之外建立更具包容性、普世性的安全论坛和安全架构。 其次，第二轨道外交的兴起，特别是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直接促成了香格里拉对话。第二轨道外交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外交运行模式。③ 它是非官方的、非政府的或半官方的外交行为。众多的非官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构成了第二轨道外交的主要行为体。CSCAP和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NEASD）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即为非官方或官方研究机构努力的结果。同样，SLD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政治、军事冲突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积极努力的结果。 自1958年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IISS一直致力于就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发展态势为政治家、外交人员、国际问题专家、跨国公司、经济学家、军方、媒体、学术机构及公众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与高质量的分析，加强那些有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领域公共政策制定的政界领导人、商界人士以及战略分析家之间的联系。1980年代和1990年代，IISS主要致力于从军事方面研究国际冲突的起因，并开始研究各大洲更为广泛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日益凸显，但地区安全形势却又充满不确定性、存在着爆发潜在冲突危险的亚太地区引起了IISS的关注。“9·11”后，亚太地区更成为IISS推行其安全合作理念的重要试验场。IISS认为，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与欧洲的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相对应的会议，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军事联盟能把亚洲国家的国防部长聚在一起。 总体上看，冷战后IISS的整体研究偏好、价值追求特别是其对亚太安全的高度关注和在欧洲以外地区推广西方安全合作理念的强烈动机，使得IISS在亚太地区创办SLD这样的多边安全论坛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此外，IISS自成立以来，曾经多次成功地组织了以国际和地区安全为主旨的大型国际会议。更为重要的是，IISS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作为一个民间研究机构，IISS能充分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优势，将各国的防务高官召集在一起，而这正是各国官员们自身所做不到的。 第三，新型防务外交的兴起也是推动SLD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防务外交或军事外交是外交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过去10年里，国际防务外交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旧的防务外交以支持正式的联盟为要务，而新的防务外交则旨在促进民主，主要诉诸于多边军事合作及提供援助的方式。19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运用新型防务外交来实现新的战略目的，包括与过去的敌人和潜在的对手（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展开战略接触；鼓励多边区域合作，支持民间军事关系的民主化，并在发展维和能力方面对他国予以援助。④ 由于防务外交的主体是各国防务部门高官，外交的内容又主要涉及较为敏感和易生冲突的安全领域，在防务外交进程中增加透明度，各方往往更易增强相互理解、信任与共识，在某些问题上也较易绕过政治、外交的繁文缛节并摆脱经济外交进程中多轮折冲谈判的低效和高成本，直奔主题，达成合作意向后也易于落实。近年来，防务外交在冲突的预防、军事力量的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以及国际维和能力的提高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