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7）02—0067—07 一 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以下简称IPE）已发展为国际关系学乃至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其早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学术团体的研究实践：一个是由《国际组织》期刊引领的美国IPE学者群，另一个则是由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发起的英国IPE研究组。① 这两个学派在IPE研究上具有不同的学理导向和学术目标。美国学派在理论框架与分析基础上与国际关系学一脉相承，并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经验领域见证与承载了该学科近年来的重要学理论战，成为主流IPE学派。以斯特兰奇为代表的英国IPE研究则坚持非主流“批判学派”的立场，试图以IPE框架整合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研究领域。这种分析基础和研究纲领上的差异，② 给二者在实质学术层面上的交流造成了障碍。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IPE研究领域一直为两个不同的、互不交流的学术团体所主导。③ 事实上，因循不同学术导向的探索也使这两派IPE研究具有各自的长处和弱点。美国学派凭借其对国际关系领域核心议题的关注以及积极参与，成功地将IPE研究确立为与国际安全并列的国际关系学分支领域。然而，体系层面的IPE研究重点在于支持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有关国际合作的学理论战，而缺乏独立的研究纲领。另一方面，斯特兰奇对全球化市场权力结构的关注及阐述，展示了IPE在分析框架和研究课题上可能具有的学科特殊性。不过，鉴于其模式偏重于以经济逻辑解释政治现实，同时又以反对美国的学术霸权为己任，斯特兰奇疏于建构与政治学基础相通的分析框架，其结论往往游走于实证判断和规范性主张之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IPE主流学派需要拓展其分析基础，以便更好地解决斯特兰奇首先提出的关键研究课题。 本文将回顾由《国际组织》期刊引领的美国主流IPE学派在体系层面的探讨和论战以及英国IPE研究的创始人斯特兰奇的学术视角和理念，④ 总结和评估它们各自的分析基础及其对研究纲领的影响，拓展主流学派的分析基础，更好地实施斯特兰奇所提出的关键研究纲领的主要途径和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IPE学科发展中分析基础与研究纲领的对话给予中国IPE研究的几点启示。 二 美国学派在体系层面的探究：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中的IPE研究 就分析基础而言，“美国学派”的IPE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完全契合，其研究议题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学理论探索与争鸣的载体。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安全议题。随着冷战体系下美苏对峙局面的形成以及二战后各类国际组织的涌现，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和持久性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着重探讨的问题，而国际经济关系便成为主要的经验领域和解释对象。在这一分析导向下，IPE研究着重于寻求“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解释”。IPE领域的早期理论“霸权稳定论”便是以“权力分配”作为关键变量，解释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与维系。该理论的先驱之一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然而他却将“霸权”视为维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必要条件。⑤ 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作为“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倡导者，则将研究的重心从如何维持自由经济体系的规范性分析转移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之政治基础的实证解释上，由此将该理论完全纳入了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观点的分析框架。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霸权稳定论”和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对二战后流行的有关跨国关系和相互依存学说的理论回应。⑦ 二者都将国家视做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力量作为解释国际结果的主要变量。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采用假设—演绎的方法，将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结构模型移植到国际结构的分析中，抽去了单位层面主体的个性特征以及国际体系演进的具体历史背景，将国际政治的实质简化为体系层面物质权力由平衡到失衡再到平衡的周而往复的过程。⑧ “霸权稳定论”则承袭了经济历史学的传统，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一点决定了“霸权稳定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发展和演变。这也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虽然是国际关系理论层面的论辩，却源起于并依附于“霸权稳定论”所提出的经验议题，即美国霸权衰落条件下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美国贸易收支情况的恶化，相对于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欧洲和日本，美国的力量呈现出颓势。从“霸权稳定论”的逻辑出发，吉尔平认为美国霸权的衰落会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程度降低。而正是在这个经验课题上，自由主义学者引入“国际制度”这个新的变量解释国际合作的因果机制，从而得出了与“霸权稳定论”相异的前瞻性结论。这一波来自自由主义的攻势，也就是所谓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将维持开放经济体系方面的障碍与困难归因于国家间合作的高昂交易成本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国际制度则可以起到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信息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克服囚徒困境达成国际合作。⑨ 据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国家间仍有可能相互合作、维持开放的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国际制度可以帮助国家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成合作。保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成了制度约束和管理下国家的最优选择而不是霸权国家提供的公共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