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51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6)04-0035-(05) 自80年代后期以来，俄罗斯（苏联）对外政策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而对于引发这些变化的基本动因，理论上似还没有一种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或许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尝试一下以某种经典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转型时期俄美关系的演变加以解释。比如说，一直作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或喜欢与否，现实主义永远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只要国际政治存在，只要有国际政治的理论研究，这种局面就不会消失。从国际政治学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任何其他学派的崛起或发生作用，总是首先以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或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然后在论战中建立自己的有别于现实主义的论点论据体系；有意思的是，它们的消失和地位下降却并不一定伴随着现实主义地位和影响力的消失或地位下降。”[1](P169) 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源远流长，关于这些思想的各种表述从古代一直发展到当代，进而在现实主义的框架或范式内形成多种现实主义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则包括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最近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几个核心假设是：(1)国际体系以国家为基础，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2)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冲突，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争夺权力的斗争。在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实力来确保生存；(3)各国拥有合法主权，但因实力的大小不同而有强国和弱国之分；(4)国家是统一的行为体，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5)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6)权力是揭示和预测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概念。[2](P68-69)毫无疑问，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观念，诸如：将权力政治视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关于国际行为主体应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论述；关于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应当强调国家利益的观点，[3]等等，无论就其在理论上的奠基作用还是实践上的指导意义，都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如果说既然摩根索也认为国际关系的理论作用之一，“就是可以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理论在这时的作用是对已经初露端倪的新的国际政治现象和这种现象的发展趋势做出说明，并提出需要做的准备。”。[4](P225-226)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对于1989-1991年间国际形势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却没能在此前做出过发展趋势上的说明或提出需要做的准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对国际形势变化趋势进行说明时，只注重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忽略了国家内部因素的作用，而苏联的解体虽然和美苏在权力上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毕竟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另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在说明苏联解体所引起的国际关系重大变化时，也显得相当乏力，比如说，如果权力如此重要，那又如何解释苏联主动放弃了对许多权力的追求，如在美苏军控谈判中做出不对等的让步，退出在热点地区与美国的争夺，放弃对东欧的控制，甚至允许原加盟共和国的离弃，等等。[5](P99)“对现实主义的最新批评还集中在它有关冷战的结束以及对后冷战世界的解释上……它未能有效解释苏联解体和苏军从中欧撤走而未发一枪的原因。现实主义理论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基于一个假设：冷战的原因是苏联权力的增强，美国及其盟友认为受到了威胁。只要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能够维持权力竞争，竞争就会继续下去。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认为，苏联已不再具备与西方竞争的实力，于是冷战结束了。冷战时期，苏联企图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前，权力分配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但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前权力分配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它对东欧的控制并未遇到挑战，实际上，正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那些实际上安于现状的东欧领导人推上“改革”之路的。[6](P1083) 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产生于美苏两国尖锐对抗的冷战时期，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高岸为谷、深壑为陵，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面对今非昔比的国际关系，传统理论遭遇困境并不奇怪，这也迫使理论家们对传统理论做出修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而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就是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按照华尔兹的看法，“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掉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7](P17)只有从国际体系层次出发，才能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从体系层次出发才是整体理论，从单元（国家或国家之下）出发则是简化理论。[7](P68)他认为，不能通过研究国内状况来认识国际政治，关注国内政治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描述层次，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从组成部分的特征来认识整体并不是正确的方法。因此，华尔兹断言，只有从体系层次出发才能完整地理解国际政治。[8](P295)。 华尔兹曾不无自信地宣称：“冷战完全如结构现实主义者所预期的那样结束了。冷战植根于两极体系，只有在该系统崩溃的时候冷战才能结束。两极格局崩溃导致的结果与结构现实主义者的预期是一致的。”[7](P19)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冷战是否真的一如华尔兹所称“植根于两极体系”，只是说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理论，即通过建立联盟或其他努力而对最强大的国家形成某种制约力量，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西欧，当时本应该通过加入苏联集团而取得与占有优势的美国权力的平衡的，但事实上所发生的却正好相反。[9](P113)但或许它还是有助于解释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的情况？尤其是当大西洋两岸渐行渐远、俄美关系龃龉不断、中美关系一波三折的时候，这些是否意味着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表现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称的朝着平衡性行为发展的总的系统性趋势？未必。因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渐行渐远的大西洋关系总还是要比俄美、中美关系走得更近；俄美关系龃龉不断的同时又常常发生戏剧性的转机；中美关系时有坎坷却也常见柳暗花明。面对着这样两种反向的趋势，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既定结构下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相似性的一面，但是它却不能够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的国际行为还是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姑且不论上述两种反向的趋势何者最终将占据上风，而即便是前者，由此即断言无论是欧洲、俄罗斯还是中国，它们与美国关系的现状就是国际政治系统即“结构”的客观后果，或者是居于劣势的国家致力于均势的行为决定的，还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无论是欧洲、俄罗斯还是中国，它们与美国的关系的性质都具有如此复杂的背景，以至于仅仅运用以理论的“简单明了”著称的结构现实主义来加以诠释，显然是过于简单了。显然，无论是出于华尔兹的有意设计还是其理论本身固有的缺陷，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都难以对转型时期俄美关系的演变做出较为圆满的解释。决定转型时期俄罗斯对外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当然也包括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例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的竞争和压力，这是其在国内开始政治经济改革进而在外交上作出调整的一个重要背景。但是，如果说苏联内政外交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就是由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如果说80时年代中期苏美力量的对比呈现出不利于苏联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实际上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就存在着，为什么此前居于势弱一方（甚至相当长时期里在苏美力量的对比中苏联比80年代中后期处于更大的劣势）的苏联就敢于向美国叫板，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一下子就变得那么驯顺呢？从苏联解体到现在，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但其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方式却远非一以贯之。俄美关系就经历了90年代初的所谓蜜月时期，90年代末陷入低谷，新世纪初一度又峰回路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演变，根本的原因显然还要从国际体系层次之外去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