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33.82;F133.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6-0086-06 有关外交政策的研究，历来关注大国外交政策，如美国、中国、俄罗斯（前苏联）、日本，以及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很少研究发展中小国的外交政策；在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时，也似乎把发展中小国视为被动的、甚至是任由大国摆布的承受体，较少深入地探讨发展中小国积极维护本国利益的外交策略。 东南亚小国马来西亚与超级大国美国的抗衡和斗争，曾是后冷战时期亚太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涉及这一现象的专著、论文、评论不少①。这些成果对马来西亚与美国抗衡的某些事件、双方交锋的部分言论、马来西亚领袖的一些外交主张，以及冷战后国际形势变化对马美关系的若干影响等问题，做了详略不一的探讨，为研究马来西亚对美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关于冷战后马来西亚对美政策，至今还鲜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关论述主要分见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或东盟与美国关系的研究中，深入探讨马来西亚抗衡美国政策的效果与特色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非常缺乏。按照一般逻辑，经济对外依存度极大的马来西亚，与美国这个超级经济大国抗衡，必然严重地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马来西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认为是呼之欲出的亚洲第五条小龙，之后，马来西亚又是最早复兴经济的重灾国之一。与美国抗衡对马来西亚有什么影响？如何处理国家之间的外交角力与经贸合作关系？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策略与特点。 一、冷战后马来西亚与美国的抗衡 在早期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指导下，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上世纪80年代初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主政以后，特别是后冷战时期，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马来西亚对美国的态度日趋强硬，两国政治关系呈现出矛盾不断，日趋紧张的基本态势。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了防范美国利用“单极地位”侵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P14-19)，马来西亚主要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一平台，围绕区域经济开放与自由化等问题，与美国展开较量，一再质疑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亚太发展中国家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的意图，主张由亚太国家按本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开放本国商品市场和投资市场，同时反对美国等国提出的关于APEC应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将APEC论题扩大到安全和政治领域，以及实行农业贸易自由化和在APEC各成员间实行“歧视性原则”等主张[2](P42)。面对APEC迅速发展的势头，为了摆脱美国对东亚经济的参与和控制，马来西亚倡导建立排除美国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3](P261)，后因美国的激烈反对而未果。但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积极推动于1996年举行的“欧亚论坛”，以及1997年举行的东亚首脑非正式会晤(9+3)，成功地把美国排除在外[4](P137-138)。马来西亚还积极推动东盟内部经济合作，并成为90年代初东盟国家建立的成长三角的②主要参加者[5](p42-43.79-80)。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和美国政要围绕引发危机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特别是围绕“安瓦尔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马来西亚领导人认为西方殖民者的蓄意破坏及对亚洲经济发展的阻止是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并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以亚洲国家的成长，该区域将很快地主导世界经济，将威胁西方国家的经济霸权，对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即美国构成经济上的威胁”。[6](P92)马哈蒂尔由此被西方媒体斥之为“西方阴谋论”的推动者[7](P93)。另外，马来西亚虽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五大重灾国之一，但与其他重灾国极力争取IMF的援助不同，马来西亚不仅自始至终拒绝接受美国主导的IMF的援助，而且严厉抨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援助之机侵蚀和控制受灾国的经济乃至政治企图，使它们沦为“经济殖民地”[6][P207]。马哈蒂尔认为接受援助的话，“他们将掌握我们所有的银行和企业。最后，我们的政治也将被他们控制。”[8] 1998年9月发生“安瓦尔事件”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掀起围剿孤立马来西亚的浪潮，白宫经常就“人权记录”、“司法公正”或“政治民主”等议题接二连三指责马来西亚政府及其领导人[9](P52-53)[10](P58-59)[11](P200)，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美国副总统戈尔，还在吉隆坡公开支持马来西亚国内的反政府力量[12]。凡此种种，马来西亚都给予了针锋相对的猛烈回击，一一斥之为干预内政和蓄意破坏马来西亚声誉，“是鼓吹以非民主的手段推翻政府”[13](P313)。当问及美国政要抨击马来西亚的言论是否影响双边关系时，马哈蒂尔激烈地以敌友划分：“现在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2](P306)2000年美国大选前夕，马哈蒂尔明确表示，倘若戈尔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马国与美国可能无法维持良好的关系[14]。马美关系一度降到冰点，直到布什上台，特别是“9·11事件”爆发后，两国关系才逐渐改善。 二、冷战后的马美经济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后冷战时期的马美政治关系如此紧张，马美经贸关系自然会大受影响。 然而，马来西亚官方统计数字却显示，冷战后的马美经贸关系非但没有削弱，美国还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是当时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相当倚重的外部因素。根据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的统计，1991年作为马来西亚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的美国，到2002年已上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2002年马美贸易额为1211亿令吉，是1991年双边贸易额313.97亿令吉的3.86倍，占马来西亚对外贸易总额6579.9亿令吉的18.4%，比排名二、三的新加坡（969.81亿，14.74%）和日本（936.91亿，14.24%）超出4个百分点左右。2002年马来西亚对美出口高达715亿令吉，是1991年159.7亿的4.78倍，所占出口总额比重也从1991年的16.9%提高到20.17%。而且，冷战后马美双边贸易中，马来西亚连年保持顺差，顺差比例和数额与日俱增，1991年从美国进口154.27亿令吉，出口159.698亿，顺差为5.23亿令吉，2002年出口美国715亿，进门497亿令吉，顺差多达218亿令吉（合计为57.368亿美元），顺差绝对值为1991年的41.68倍[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