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伊朗最终摆脱了敌对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的制衡。伊拉克什叶派的上台，还使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什叶派新月地带”，从而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盟友和广阔的缓冲地带。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整体上日趋走向衰落，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真正的影响力。① 中东力量构成的此消彼长，使伊朗在缺少制衡的条件下，自动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伊朗是唯一同时毗邻波斯湾和里海两大油气中心的国家，加之扼住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掌握着世界石油输出的主动脉，以及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似在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强有力的因素”②。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将“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称为“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视伊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③ 但是，由于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诸多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伊朗正在从“地缘支轴国家”上升为“地缘战略棋手”。为此，伊朗选择什么样的外交战略、为何选择此种战略、该战略未来命运又会如何，便成为学界和政界颇为关注的问题。 一、伊朗的革命主义外交：一种替代性范式 新兴大国采取何种道路崛起，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按照马丁·怀特的分类，国际政治思想主要可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大传统，④ 由此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包括崛起战略）也呈现出这三种范式。时殷弘教授曾通过验证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总结出三种可资利用的崛起战略：自助、不出头和搭车战略，并认为采取“挑战者”姿态的新兴国家最终往往都以失败告终，因而其战略是不足取的。⑤ 而当前最有可能崛起的几个新兴大国（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金砖”国家），走的基本上都是和平发展道路。然而，不同国家进行战略选择的空间和实施环境差异很大。正在矢志迈进地区大国行列的伊朗就将自己定位为“革命者”，并试图通过革命主义道路实现发展。 从一般意义上说，革命必须建立在替代原有体制的新观念体系上，也就是树立、普及革命意识形态。⑥ 具体地说，这种革命主义表现出如下特征：要求改变大国支配的国际政治、大国控制和干涉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要求改变西方人欺凌和歧视世界有色人种的国际种族秩序；要求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上控制和不公正地对待不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⑦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拉美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构成这种革命主义的思想源头。在实践中，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伊朗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均是这种革命主义的体现。 就伊朗而言，早在1979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后，它就开始“输出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⑧ 在1979年的人质危机、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等事件中，伊朗革命与什叶派认同、激进的反西方主义结合在一起。⑨ 伊朗当代的强硬派将自己视为霍梅尼最忠实的信徒，仍未放弃其基本政治理念。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威胁的解除以及什叶派复兴大潮的来临，伊朗开始将自己视为地区大国和什叶派地带中心，⑩ 其外交政策也再次呈现出革命姿态。自内贾德上台不久，伊朗即掀起了充满颠覆色彩的“内贾德革命”。首先，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伊朗最高领导人将核计划视为“国家的未来”，称伊朗虽然是最大石油储藏国之一，但如不发展核能，未来在能源上将不得不依靠西方，故努力在核研发道路上迈进。2005年9月17日， 内贾德在联大主张伊斯兰世界分享核技术，借此拉拢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让众多没有核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核不扩散条约》的不合理，谋求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同时，伊朗利用当前西方石油消费国求稳怕乱和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之际，以“生米煮成熟饭”的办法，屡屡突破国际社会的底线。 其次，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内贾德上台后，接连发表激烈言论，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当年纳赛尔、萨达姆和霍梅尼激进反以言论的延续。伊朗以如此极端方式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实际是试图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充当地区事务领头人。 第三，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内贾德对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公开表示不满。他屡屡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恃强凌弱”，在核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特别是严厉抨击美国霸权，甚至称美国总统布什是“当今世界的暴君”。2006年初伊朗曾宣布要成立以欧元作为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举动是对美元的霸权地位乃至美国霸权地位的严峻挑战。此外，伊朗还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 总的来说，伊朗革命性外交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伊朗外交含有明显的国际主义成分，其奋斗目标涉及整个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本身。另一方面，伊朗外交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就中东范围看，伊朗弘扬伊斯兰主义，实际是借伊斯兰旗帜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进而实现自身利益。中东社会存在穆斯林世界与以色列、阿拉伯民族与非阿拉伯民族这两层矛盾。前者以宗教因素为主，后者以民族因素为重。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伊朗是中东民族中的少数派，为扩充地区影响自然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的伊斯兰身份。因此，伊朗革命性外交的出发点是全方位的国际斗争，但最终落脚点却是自身利益。“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11) 这一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外交原则，同样适用于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