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 ）12—0046—08 情绪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使得生活有价值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但情绪对于解释国际政治有多重要呢？多数分析家只是把情绪看做是一种副现象，或不客气地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一种来源。不管哪种情形，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都认为情绪广泛植根于国际政治分析的第一意象路径当中。① 笔者在两个方面对情绪有不同看法。首先，情绪能逐渐侵蚀理性，但理性也依赖于情绪。本文第一部分讨论情绪研究的四种路径：作为一种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的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一种了解战略行动者的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方面的情绪。第四种路径学界鲜有探究，而这正是笔者最感兴趣的。其次，人性路径与第一意象路径并不能划等号。例如，理性选择由于集中于个体理性而可以是一种第一意象的路径，然而它主要是一种规范（而不是一种实证）理论，因此与人性无关。② 第一意象的路径并不必须依赖于人性，但是，一种依赖于人性的解释就必定是第一意象路径吗？ 人性有助于第一、第二或者第三意象路径。“意象”或“层次分析”的路径，是根据解释变量组织理论的一种方式。没有一种层次“优”于另一种层次，且没有一种层次必然比其他层次更简约或通则化。③ 一种“原因能存在于任何一种分析层次。如何解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们可以强调布什总统的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s）”、 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的官僚政治或者一种想像的（imagined）美国利益——有权使用军事基地和石油。然而，伊拉克战争并非存在于一种分析层次。通过因变量组织理论是明智的，如关于战争原因的理论或关于独裁根源的理论，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能定位于某一分析层次。尽管战争的原因可能是在一种分析层次上，但一种假定关系的“根据（evidence）”同样也不是只存在于某一分析层次。个体的知觉能揭示一种心理偏见（psychological bias）、国际规范的影响或者均势变化引起的刺激（incentives）。我们不是把情绪仅仅看做是认知的一个结果，而且可以将情绪当作一个原因（比如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同——identity）、作为一种信仰的一个基本方面或者作为一些假设关系的根据（如与规范的关系）。本文首先阐述分析家是如何论述情绪及其与理性的关系，进而探讨分析家如何在不同的分析层次运用情绪。 一 情绪分析 很多人将情绪视为理智的对立物——“不要情绪化，要理智”。在我们关于情绪的思考中，存在着一种二元性：激情与理智、情绪与认知、非理性与理性、热与冷、无意识与意识、无意与故意、失控与受控。罗伯特·扎乔克（Robert Zajonc）指出，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情绪的感受／理性（pathos/logos）路径，④ 在这种路径中，克服、驯服和征服难以驾驭的情绪是一种德行；同样，勇气是一种美德，因为它克服了恐惧；谦卑也是一种美德，因为它控制了骄傲。情绪云集于我们的心灵并干涉我们的认知。假设没有情绪，我们就不会关心我们是否活着——世界就不会再有自杀⑤——并且我们不会体验到任何事情。 当代关于情绪的观点具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血统。柏拉图、笛卡尔以及康德都认为情绪与理智是相抵触的。例如，笛卡尔区分了身体状态（情绪）和心灵状态（理智）；思维独立于身体而存在。激情必须得到控制，然而如何控制却并不清楚。托马斯·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利维坦（Leviathan）， 培根和斯宾诺莎建议让情绪互相竞争以控制情绪。亚当·斯密建议将激情置于贪恋和贪婪等强有力的情绪下，他认为这些情绪对社会有利。⑥ 斯密将人类纷杂的情绪简化为一种——对经济财富的追求。斯密用利益和好处替代了情绪和恶习。由此，基于自身利益而行动——实质上它定义了当代对于理性的理解——根源于用个人的激情（贪婪和贪欲）驯服所有其他激情。正如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⑦ 以及霍尔（Hall）⑧ 指出的那样，从激情到对利益一种狭义理解的语义转变，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一致：“一旦赚钱披上了‘利益’的外衣，并且在此伪装下重新展开与其他情绪的竞争，结果必然是突然宣称，甚至是认为那些先前不怎么可谴责的情绪，现在也应该加以控制。”尽管情绪是利己主义的确定品质，尽管我们一般将理性定义为促进自身利益有效行为，情绪通常仍被认为是非理性的。 过去五年中，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神经科学以及政治科学对情绪及其与理性关系的兴趣日渐复苏。政治科学家研究情绪的路径不一。笔者将集中论述情绪与理性的关系，并将文献分为四种路径：作为一种副现象的情绪、作为非理性的来源之一的情绪、作为了解战略行动者的一种工具的情绪以及作为理性的一个必要方面的情绪。不同路径解释力的优劣则视特定问题而定。 （一）作为副现象的情绪 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为常见的路径将情绪看做一种副现象。在这种观点看来，情绪基本上是一种结果，很少是一种原因。例如，在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认同群体时，你可能会认为情绪是这种解释的重要部分，但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认为理性选择可以解释群体行为的个体动机，诸如从个体加入国际象棋俱乐部到进行种族灭绝。⑨ 哈丁的理性定义如下：“具有严密（narrowly）利己主义的意图……如果你按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那么你的行为就是理性的。”⑩ 哈丁指出，一种理性论断正确与否，关键不在于个体的信念（beliefs）是否理性，而在于在这些信念的指导下，个体是否理性地行动。无论何时，只要个体的意图不为个体或群体的利益服务，那么其行为是非理性的；不计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只为群体的个体行为是“最大化理性的（extra-rational）”。(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