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2006年第六次峰会提出了“将研究在本组织框架内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可能性”，并将之写入由各成员国元首共同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①。以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为重心的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工作重心之一。五年来，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安全合作由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由单一合作领域到综合合作领域的发展，体现了这一新生合作组织在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地区形势下积极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努力，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新型国家关系前提下推动地区安全机制化建设的探索。而建立预防冲突机制的提出，必将对今后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机制化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 冷战结束后，对维护欧亚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共同需要，构成了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开展军事安全合作的重要前提，以“上海五国”为开端的“上海进程”开始启动。1996年4月在上海签署的《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4 月在莫斯科签署的《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不仅奠定了这一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继续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也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通过预防性军事外交构建防止地区冲突的典型个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安全格局和地区安全特性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因素，欧亚地区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很快将这一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工作职能引向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三股势力”的方向上来。20世纪90年代末，中亚地区内外极端主义势力空前活跃，它们以恐怖主义方式渗入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地区，劫持各国人质、袭击执法部门，甚至扬言要推翻年轻的中亚世俗政权，建立“大哈里发”宗教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的跨国存在和猖獗活动，诱发了欧亚地区冲突和动荡，也成为“上海五国”通过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俄罗斯、中国的参与和协助下，恶势力蔓延的趋势被有效扼制。2000年的“上海五国”杜尚别会议声明中明确提出：“希望中亚成为和平、睦邻、稳定和开展平等国际合作的区域，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本地区形势复杂化的冲突、威胁和外来干涉。鉴此，考虑到当前地区及周边地缘政治形势，各方决心深化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巩固地区的安全与稳定。”② 这是“上海五国”在安全合作领域中首次明确地将打击“三股势力”与防止冲突作为地区性目标结合在一起，并提出使合作范围超越反恐以外的更广泛层面。 2001年上合组织正式成立时，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主题。上合组织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欧亚地区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势力的职能，并在机制建设、反应能力、情报沟通、实兵演习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果，合作水平也不断提高。同时，上合组织并未仅仅将地区安全合作的视野局限于反恐领域，而是结合解决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综合安全的视角恰当定位反恐斗争在实现地区安全进程中的作用，从解决贫困愚昧、有组织犯罪、资金流向等多方面入手，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社会土壤。在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冲击下，当今世界一些固有的矛盾激化，经济竞争与政治博弈一并左右着世界安全格局的发展。而宗教、种族甚至价值观等社会文化层面的差异和对立也上升为导致国家关系紧张和地区安全恶化的诱因。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在继续强化以打击“三股势力”为主的维护地区稳定职能的同时，将建立预防地区冲突的预防能力作为区域安全合作的长远目标，这既具有现实策略意义，也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从吸取两次全球性冲突教训的角度，展开了预防冲突研究，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弱点：一是没有把国际霸权存在条件下形成的不公正政治、经济秩序作为诱发冲突的重要前提；二是忽略了世界各地区的差异性。上合组织在充分吸收各国学者在预防冲突领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明确地把构建预防地区冲突机制作为今后地区安全合作实践中的指导理念，不仅有助于将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推向具有全面合作领域和长远合作目标的更高阶段，也可使上合组织在国际法理和国际政治层面引导这一合作进程转向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新境界。而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地区的地缘政治特性和组织成立五年后依然复杂、脆弱的欧亚地区安全形势，更将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研究和实践推到了本组织框架内安全合作的工作日程前列。 二 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构成的共同区域有320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约占欧亚大陆的2／3，人口达14.8亿，约占世界人口的1／4。这一组数字经常被用来说明上合组织发展的巨大空间和深厚潜力，但若从另一角度冷静分析的话，这一广袤区域也因包含着巨大差异而隐含着各种潜在的冲突根源。 首先，历史上形成的复杂地区文化结构对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包含的地域横跨欧亚大陆，是当今世界民族文化成分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几千年来，以汉儒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南亚文明、以伊斯兰文化为代表的阿拉伯文明、以东正教文化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及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代表的中亚文明，在此演绎了无数次的碰撞、冲突、交织、融合。尤其是在中亚地区，世界历史上的各大文明板块在这里交汇、挤压，形成了长期动荡不定的“文化破碎地带”。同时，几乎所有曾经称雄于世的帝国都把中亚地区看作欧亚地理连接的关键环节和交通枢纽加以控制，马其顿人、波斯人、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建立的政权以及后来的沙皇俄国和英帝国，均曾将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几千年的欧亚文明发展进程形成了这样一幅路线图：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当这一文化板块在未受重大干扰发育起来后，其活动范围即开始向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漂移，或者与当地本土文化发生交叉，或者与同时兴起并进入中心地区的其他文化板块的延伸部分发生碰撞。这种过程周而复始，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次次的文明冲突和动荡。而中亚民族政权地缘政治上的虚弱与其重要战略地位间的强烈反差，更引起各大强权的觊觎，加剧了这种动荡不安的循环往复。③ 异质文化载体的各大帝国的活动，阻断了多数欧亚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路径。源于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文化特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内容，均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次次强权博弈中发生位移和割裂，形成了当今这一地区数百个民族主体并存的既成事实。欧洲工业文明兴起后，欧亚大陆上曾经繁荣数世纪的古老农业文明、绿洲文明和草原文明开始急剧衰落，列强殖民文化在欧亚地区各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文明冲突烙印。19世初以来，强势文化主体以征服者和管理者自居，按自己的方式和需要推动着欧亚区域一体化的方向。在这种极不对称的强弱关系下，中亚各民族虽勉强进入这种一体化系统，但以霸权为动力的一体化进程只是在政治层面取得了明显效果，而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和对立却转入社会层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积累。一旦依托外来霸权建立的权力中心削弱和消失、新的权力体系又尚未形成或功能不全时，内在的文明冲突因素就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释放出来，对地区现有秩序造成巨大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