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6)11-0015-09 在研究外交政策时，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变化等因素对国家外交政策结果的影响。对决策的研究是以理性行为观念为基础的，即决策者被假设为理性的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会争取预期效用的最大化。随着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联系的加强，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①但是，无论是国际的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往往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领导人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说冷战期间以理性选择为代表的决策研究模式是宏观分析模式，那么通过研究外交决策的机制与过程，回答国家对外行为的“为什么”的方法则属于对决策的微观分析。只有通过对微观过程的分析，才能看清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哪些因素产生了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等。本文拟对外交决策研究的几种微观分析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介，并对决策模式的选择和应用提出一些思路。 一 外交决策研究的对象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 从微观外交决策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来看，国家是由集体的人组成的，国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集体行为，而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行为，因此要理解和把握现代国际关系和现实世界，就必须研究组成国家的人类的集体行为。②施奈德(Richard Snyder)等在提出将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时指出，外交决策就是“从多种受社会限定的不确定选项中，由决策者挑选其中一种他认为能够实现所构想的特定状况的过程”。③决策的结果可能是采取行动，也可能是不采取行动；这种决定可能是单一的决策行为，也可能是针对一个特殊环境而采取的一系列决策行为的集合；可能是可以立即看到的，也可能是由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原因在几十年内都是保密的。外交决策的研究对象就是根据掌握的材料，在有限和可能的范围内对决策过程和结果的研究，既可能是对当前外交决策结果的时事性分析，也可能是对历史上重大外交决策的历史研究；既可能是对当前外交决策结果的时事性分析，也可能是对历史上重大外交决策的历史研究。 在强调对外交决策的研究时，施奈德等提出，“如果想探究国家行为的条件和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律的‘为什么’，对决策的分析显然是必要的”，“如果不分析外交决策，就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④影响一个国家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如一位从事外交决策分析的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分析的特殊性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对从个人到国家，再到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都结合起来”以研究外交政策的制定。⑤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将到目前为止仅仅用于解释国际政治不同方面而不是用于整体的理论联系起来的基础”，“提供了将代表政治社会采取行动的官员周围的决定因素组织起来的方法，决策者被认为是处在一个双重环境下，没有明显联系的国际和国内因素在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中被联系起来”。⑥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学者更是强调，如果国际关系理论不把人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它所描述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变化、没有生机、没有交流和互动的世界，外交决策研究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和“试金石”。⑦ 二 外交决策研究的发展 对外交决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代（20世纪50～70年代）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这一代学者致力于罗森诺(J.Rosenau)提出的建立一种简单的、可以检验的、普遍适用的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研究。⑧ 第二代（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重视对决策机制和决策者的研究，在微观外交决策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个是对外交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的研究。其中艾里森(G.Allison)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决策的研究，除了从理性行为者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外，还提出从组织过程(organizational process)和官僚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两个视角分析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使这两种决策模式引起学界的关注。此外，简尼斯(I.Janis)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小集团动力(small group dynamics)的研究揭示了外交决策的另一种模式——“小集团思维 (groupthink)”综合症对外交政策决策结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⑨另一个取得巨大进展的领域是对决策者和决策环境的研究，在冷战结束以后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成果尤为显著。 第三代（冷战结束特别是从1993年以来）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取得了新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人们认识到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对理性行为主义的研究越来越缺乏实证基础了，不可能仅仅根据体系层次的变量解释或预测体系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哈维尔和瓦文萨等个人的作用，一些国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明确。在对具体决策的研究过程中，对外交决策的研究更加重视国家层次以下的具体情况和信息在分析国家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更加具体。如在研究决策者的性格对决策的影响方面，提出如何把研究领导人的个性、信仰、认知等方面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试图比较不同的政治心理学方法在研究外交政策决策时功效的优劣；通过研究领导人选择顾问、对问题的兴趣程度以及对决策程序的偏好等来研究领导人个性对外交决策机制和过程以及决策结果的影响等。在对决策机制和过程的研究中，这些学者试图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包括：一个决策机构是如何认知和解读外交议题的？决策环境是如何被“设计”或“认知的”？各种政策选项是如何形成的？小组内部的共识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小组是如何学习的，小组的创造潜力是如何被加强或被削弱的？小组的记忆又是如何影响行为的？小组又是如何适应“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s)”局面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决策小组的机制和过程又有哪些不同？在什么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宏观理论足以能回答关于外交决策的问题，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能掌握和理解外交决策？后面这些问题需要将决策过程与国内政治、民族文化特点和国家特性以及体系层次的因素联系到一起来分析外交决策。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