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6)05-0062-04 一、农民工的概念视野 概念使用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研究者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的不同。“公民”与“市民”乃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术语。具体来说，“公民”概念多对应政治意义，“市民”概念则多对应经济意义，在法学上差别不大。一般公共语境中，“公民”概念指称国民，“市民”概念基本上指称城市居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打工者国内学者通常称之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外来人口”等，他们在城市的权利较多地被表述为“流动人口权益”、“农民工权益”，很少有将此问题提升到政治学、法学意义上的“公民权”层面，充其量是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将农民进城描述为竞争市民权行动。[1]由于“市民”主要适用于城市，日常话语所讲的市民权仅是与城市人相同或平等的权利，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从更广阔的层面讨论，仍有它的局限性。法学上讨论的公民或市民是从国家整体上考虑的，即把我们也一起融入问题中，没有任何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利的考量，一视同仁。 “农民工”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别，目前在有关“农民工”问题的讨论中被不断强化、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在知识界、舆论界的讨论引起偏差：不是在“流动人口”、“农民工”的语境中被展开，就是作为被同情者或他者被述及。诸如“流动人口”、“农民工”此类概念，实际上否定了他们的应然身份和现实的城市“居民”身份，夸大了其流动性而抹煞了其定居性。而且，由于延用“农民”概念，使得歧视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再生。城市中不仅已经形成“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分层，并且，“身份制”的世袭效应已经出现：他们的孩子普遍被继续贴上了“农民”身份标签，在城市中被称为“农民工子女”、“民工子弟”，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相关的城市公共政策，连进城务工的农民现在也开始厌恶“农民（工）”概念了。[2]加上有些人对农民（工）歧视，这些概念已经变成公共污水沟。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他们的问题被视作公民如何获得公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被视作“农民工”的权利问题时，“农民工”的问题才可能真正获得解决。 二、几个假问题与假路径 “三农”问题为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农民工问题因“三农”问题进入城市而突出，但在农村思考农村问题或以民工为特定对象思考农村问题是没有出路的。他们是历史和现实双重歧视的结果，社会学者的实证研究、经济学者的成本效益研究以及政治学者的政权意识都形成了各自的问题意识，无疑对催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热以及农村问题研究热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的同情和关注。但笔者认为，理论性与真实性基本上成反比：越接近基层越真实（不一定很全面），越接近高端理论性越强（不一定很正确），站位都有一定局限性，或多或少导致了视野遮蔽，自然产生不少假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假路径： 1.三农问题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破题只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行了。这种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我国地多人懒，实际上我国是世界上人均耕地最少的国家之一，基本上是“亩田经济”；农民是世界上最辛苦、最勤劳的劳动者之一，我国早已经是精耕细作。苦苦劳作多年的农民也终于清醒：再继续投入过多劳力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增产，更不用说增收了。现代科技训练极少的中国农民尚且逐步认识了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所以知识精英、政府高官必须到基层、到农村去才能发现真问题。否则，即使不会再放亩产万斤的卫星、也会变相支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谬论。 2.农村是最大的潜在市场，可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按照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产业化、规模化、订单式的农业现代化马上就会出现？从消费的绝对数字看，我国农村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相对来看，工业品、特别是奢侈品的消费却又微不足道。农村消费的工业品基本上是便宜、过期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城乡资本互动纯粹是一个神话！倒是农民急需的教育、医疗等公益性服务却放开了，后顾之忧使农民更加不敢消费，投资和经济并没有拉动起来。 “小农经济”的国情以及拉美城市病的前车之鉴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理论。 3.膨胀的政府与公务员的腐败加重了农民负担，主张撤销乡镇。确实有政府机构膨胀以及公务员贪污腐化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但问题并不在乡镇或主要不在乡镇。相对于庞大的党政机关系统来说，我国乡镇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部分之一，而且乡镇直接面对农村，是必不可少的基层政权。从宪法、法理角度看，只有乡镇可能直接服务于农民，国家政治资源畸形分布于城市，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多少服务！②至于报纸、电台、电视以及公益性设施农村乡镇以下几乎为零。如果可能，九亿农民的公共服务绝大多数只可能来自于乡镇——虽然他们现在做得并不够好。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加上先进的现代农民进了城，如果不进一步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本来一盘散沙的农村则会形成失控。因此，从需要来看，乡镇是应该加强而不是减弱，即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在乡镇基层以上的国家机关进行。 4.农民（工）最为担心的是生病和养老，故良策是向农村提供社会保障，实行医疗保险与退休制度。农民没有钱，再加上看病难、孩子上学难，如果能够解决最为紧迫的这三大难，当然是好过多了。但钱从何而来，农民的苦和穷就是因为负担太重，如果要从贫穷的农民身上找钱又回到了问题本身，等于否定医疗和退休制度。还有人主张给农村提供社会保障，包括失业保险。不是不应该，但在既存的二元体制及现有条件下，我们仍然不可能系统解决他们的问题（如农民工进城的问题），甚至连实现这些制度也是天方夜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