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一股反主流文化和激进政治的热潮首先在法国掀起并迅速蔓延到西方其他国家，标志性事件即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由此，20世纪70～80年代的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批以福柯为代表宣称后现代来临和历史断裂的领军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抨击近代启蒙传统。相应地，也有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许多思想家否认现代社会的任何断裂，并强调现代性与当前阶段的连续性。后现代理论内部虽然杂乱无章，但对传统和现代基本假设的挑战却体现出一些共通的特征和不足，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90年代的学术繁荣作了积极的铺垫。 首先，用微观政治学挑战宏观政治学来确定其方法论基础。古典和现代政治学多以宏观视角来研究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观念等，但上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理论却张扬现代政治作用的微观层面，从而开创了微观政治学的先河。以福柯最为典型，他运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新史学研究方法，采取一种“由下而上”的微观分析方法，考察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与犯罪学，以及各种规训机构的形成过程，以此论证现代社会发展其实是在压制社会和政治领域原本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个体性。福柯认为，权力不是现代意义上以主权统治为核心的宏观控制，而是在组织和管理人们的规制性制度中不断繁殖的运作关系，同时，权力运作的条件、方式和技术都与知识和真理存在密切关系①。 其次，用欲望政治学挑战理性政治学来建构其研究主题。现代政治理论强调欲望和激情服从理性的秩序，政治学的目的是研究如何为过好群体生活而设计更好的秩序。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则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运转的主轴已由生产关系转向消费关系，从而压制性的理性政治学也要为满足性的欲望政治学所取代。比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把欲望视为颠覆一切社会形式的创造性力量，指出理性主义对激情和欲望的破坏性作用，并认为以消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使欲望脱离理性制度的控制而发挥作用；鲍德里亚更是以消费社会、媒体与信息、现代艺术、当代时尚等问题为分析对象，突出消费欲望征服理性的积极作用②。欲望政治学的视野虽然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问题，但却为90年代之后思想家因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而提出的生活政治观奠定了基础。 再次，开启了当代政治伦理学的复兴，并拓展了其分析空间。政治伦理学在现代政治科学化进程中逐渐边缘化，而后现代理论却试图从这一领域来反思现代政治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伦理—政治观一度成为福柯和德里达的研究重点，福柯“所真正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政治，不如说是伦理，或者说是作为一种伦理的政治”③。但这里的伦理已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规范，而是作为社会个体反对各种权力统治的方式；德里达则倡导一种以解构理论为基础的伦理—政治观，强调伦理的不确定性和个体的道德责任感。 尽管后现代理论家从不同视角指责现代社会和政治，但这种后现代立场在70～80年代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反而遭到许多理论家的坚决拒斥。以哈贝马斯最为典型，他从80年代开始介入与后现代的争论以来，就一直坚守现代性，并视之为一项许多解放潜能尚未实现的未竟事业，认为所有反启蒙的思想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④，最终只会陷入非理性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为有效的社会批判和现实政治的改造提供规范、基础和立足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捍卫现代民主、伦理和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但他的交往行动和共识理论还是存在某种缺陷，还无法解决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差异性和个体性问题。这是因为哈贝马斯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及其所受到的社会限制。共识要实现其“达成理解”的理想状态，就可能对个体实行操纵并压制差异，而且常常是把强者的意志强加到弱者身上。他的理论一味强调要获得理解，形成一致意见，达成共识，而很少指出和维护差异性的价值。 我们看到，后现代理论家从不同视角强调后现代的来临，而哈贝马斯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捍卫现代性的连续性。如果超越这场学术论战的立场，我们只从政治理论的层面去理解和比较他们各自的研究主题和历史背景，就可以发现上述理论的一致性和互补性。 首先，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后现代理论，思想家们都必须放弃或跨越19世纪以来学科之间的既定界限，用一种新型的跨学科话语，才能形成彼此对话的机制和平台。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与全球社会大变革和大转型的境况相一致，与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政治学相比，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主要体现为明晰化、碎片化和杂交化的特征日益突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也愈来愈明显，甚至无法区分学科之间的界限⑤。 其次，上述思想家们关注的依然是马克思、韦伯等现代社会政治理论家们曾经论述过的问题，如理性化、个体化和总体化、商品化、大众化、异化等等。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理论所阐释的是那些被前人所忽视的微观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宏大理论所压制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个体性。但正如凯尔纳所总结的那样，福柯虽然开辟了重新思考权力的运作和政治策略的空间，但却没有为此提供任何积极内容，也很少分析国家和资本等宏观权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如何把现代理论家研究的宏观因素和后现代理论家关注的微观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个体如何更好地生活在某个特定的空间，这些问题可能是这场论争之后留给其他思想家思考和解决的理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