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语学界的经典解释

      中图分类号：B516.6文献标识码：A

      德语学界经典解释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历史上看，或有三条线索可寻。其一是批判哲学至唯心论一系，即从康德以来到黑格尔、谢林的传统。通过康德对柏拉图理念学说的阐发、黑格尔的新辩证法、谢林的《蒂迈欧》注释等成果，这一线带来的是古希腊哲学阐释的复兴及其与德国哲学的交融，并且迄今很大程度上仍旧规定了德语思想的特性。其二乃是施莱尔马赫、小施莱格尔(F.Schlegel)的浪漫派一线。施莱尔马赫在理论上从神学和法学的释义学引申出普遍的释义学原理，在实践上则译出《柏拉图全集》(《法》、《蒂迈欧》和《书简》等未译出)，并撰写影响深远的“导论”。小施莱格尔则通过疏通希腊文学史，培育了整整一代古典文化的研究者。现代以对话录和戏剧分析为核心的柏拉图解释，实出自施莱尔马赫的传统，而发展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则是来自小施莱格尔(受温克尔曼艺术发展史影响)。第三条线索来自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和伯克(August Bckh)以来以历史考证语文学(historisch-kritische Philologie)为典范的古学(Altertumwissenschaft)，这一传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尔斯(Hermann Diels)和维拉莫威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等学者处达到顶峰。

      表面看来，三个传统各有特色，似有不能互容之势。黑格尔对浪漫派多有微词，其《哲学史讲演录》和《美学》中的希腊哲学阐释，很多与小施莱格尔针锋相对。而语文学的历史考证方法首先拒绝的玄思(Spekulation)，又恰恰是唯心论哲学的核心之一。同时，每一传统内部也争议重重。比如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理解的柏拉图理念尚不充分，因为其缺乏现实的规定性，仅仅停留在思想的领域。在浪漫派系统中，与施莱尔马赫追求一个体系的柏拉图相比，小施莱格尔恰恰要把体系粉碎掉。在他眼里，柏拉图乃是一反体系的艺术家与诗人。不过，放在思想史中考察，相较于这些分歧，更为根本的则是这三条线索的交融。施莱尔马赫的释义学原则，即“比文本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出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辩证论部分对柏拉图理念论的阐发。他的戏剧分析技艺的根据，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原则实来自谢林的同一哲学。施莱尔马赫也确然没有将此仅仅视为一种方法，而是视为柏拉图甚至哲学思考的本质。与之类似，小施莱格尔的先验诗学，若是没有康德与唯心论哲学的影响，根本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同时受到语文学以及刚刚兴起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包括其兄奥古斯特·冯·施莱格尔)的影响。就古典学学者而言，沃尔夫对荷马问题的探寻，与浪漫派对传统神话所作民俗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颇为一致。而伯克在其重要著作《语文学百科全书和方法论》Enzyklop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里面，同样以康德和施莱尔马赫的“比文本作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原则为基础。

      三大经典解释传统的交融，使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一批特殊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就古典学家而言，如著有《精神的发现》(Entdeckung des Geistes)并且主编新版《希腊悲剧残篇》 (Tragicorum Graecorum fragmenta，与Richard Kannicht合作)的施奈尔(Bruno Snell)，身为战后德国古典学的重镇，他实于哲学系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从早期作品《前柏拉图哲学知识概念的诸表达》(Die Ausdrücke für den Begriff des Wissens in der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ie)开始，他就展开了一条从文言之转变看思想之转变的研究理路，于是才有《精神的发现》——通过前哲学时期文本的语文考察探索理性思想发生的条件与原因——这部带有厚重历史哲学色彩的传统语文学经典论集。而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则是结合浪漫派哲学和历史-考证语文学的力作。其中卷首在“教化”、“品味，，等概念史的视域下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分析与批评可谓语文学-哲学工作的典范，而对“游戏”概念的现象学分析，除却海德格尔思想影响的部分之外，实则由施莱格尔的柏拉图对话录阐释理论所规定。反过来，伽达默尔的哲学理论工作又影响到德语学界著名思想史刊物《概念史档案》(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的方向以及《哲学之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的编纂。

      近年中，尽管德语学界经典解释的哲学-语文学传统已经逐渐分化转型，但经典解释的工作却从未中断过，而且呈现出另一种景象，从中既可以看到上述三种传统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由于其他思潮的侵入所带来的紧张与活力。这里我仅概括地谈谈哲学作品的注解情况。一般说来，目前寻索哲学经典作品的注解本(或附原文)，一般有两种可用，其一便是以历史考证语文学为主导的研究，其二则以哲学为主导的研究。以何种研究为主导不仅取决于注解人的研究取向，有时也取决于文本的性质。比如康德作品的注释尽管不乏偏向历史-语文学研究的，如法依兴格尔(Hans Vaihinger)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Kommentar zu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但显然多以哲学导向的注释为主。而尼采作品的注释(而非解释)，特别是对他早期作品的研究，则不少以历史-语文学方法为主，这显然是由尼采作品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同时，不少著作实际上是两类注释并存，读者可按自己的需要选用或者相互参看。比如，Franz Dirlmeier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基本上走的是历史考证的路子，而Ursula Wolf的注本，则偏重于哲学分析。当然，把两者结合较好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比如，艾伯特(Theodor Ebert)为美因茨科学院主持出版的《柏拉图译注全集》(Ernst Heitsch与Carl Werner Müller主编)所做的《斐多》(Phaidon)的译注，其实就是建立在作者先前两部专著基础之上的，一部是《柏拉图哲学中的意见与知识：<卡尔米德><美诺>与<政制>研究》(Meinung und Wissen in der Philosophie Platons:Untersuchungen zum“Charmides”，“Menon”und“Staat”)，另一部是《作为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的苏格拉底与<斐多>中的回忆学说》(Sokrates als Pythagoreer und die Anamnesis in Platons“Phaidon”)。艾伯特这部《斐多》注释，一方面利用了大量古典语文学的考证，试图强化对话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通过分析对话语气、角色转换、时态异同(比如精确区分不定过去式〈aorist〉和一般过去式〈imperfect〉)，希望试图克服一些单纯凭借逻辑分析不能走出的困境，这就与Dorothea Frede基本立足于逻辑分析的《斐多》注释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两者不同的解释风格出发，一个最为显著的差异就表现出来，即艾伯特基本处处为柏拉图辩护，而在Frede那里不难看到她对柏拉图的部分批评。不过，既然任何注解相对于原文都是隶属性的，对任何注释也就必须批判性地使用，语文-考证学与哲学研究的结合利用并不代表艾伯特的注解就全然可以信赖。比如，由于他本人思想上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动机，这部注释中便过多利用了《斐多》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元素，以便论证这部作品根本上乃是一部毕达哥拉斯式的对话录。由此，与传统的解读相对，他将苏格拉底口中的不少论断，特别是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论断——比如公认代表柏拉图理论哲学核心之一的回忆学说——均归于对话的伙伴以化解其效力。这种处理方式是否可信，恐怕还需要一番考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