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516.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4-0014-09 在漫长的拱廊计划的创作与准备过程中，本雅明集中关注过几位人物：卡尔·克劳斯，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卡夫卡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其中他对波德莱尔用力最多，对普鲁斯特的评论最终也与波德莱尔阐释结合到了一起。此外他最关注的就是卡夫卡。 我们知道，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得到一些友人的帮助，其中之一就是布莱希特。就卡夫卡来说，布莱希特曾经相当严厉地批评过他的研究，认为简直是在“宣扬犹太法西斯主义”。汉娜·阿伦特在他的本雅明阐释中曾经抓住这一点，视之为本雅明的犹太主义的明证，并力图将本雅明拉回到她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去。① 不过，她的论证是无力的：因为，首先布莱希特的批评是有具体语境的，他的批评首先针对的是本雅明文章的神秘色彩，再者，他批评的是本雅明1934年写的那一篇卡夫卡研究即《弗朗兹·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而本雅明对卡夫卡的看法则至少表现在三篇重要文本中，即1931年的《评弗朗兹·卡夫卡的“建造中国长城时”》，1934年的《弗朗兹·卡夫卡：纪念卡夫卡逝世十周年》和1938年的《致朔勒姆的信（1938年6月12日，巴黎）》，而最后一篇尤有结论式的意义。如果要清晰全面地把握本雅明对卡夫卡的思考，就必须从最后一篇入手，以此为基础，通过认真的解读将三篇研究论文联结起来，而不是像阿伦特那样只抓住其中之一讨论，而且她显然对本雅明论卡夫卡的文本相当陌生。 与他的名文“歌德的亲和力”不同的是，本雅明的卡夫卡研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的事了。不过两者也大有关联，因为在他的歌德解读中，本雅明已经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希望”，而“希望”问题正是打开本雅明卡夫卡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 在他致朔勒姆的信中，本雅明说： “亲爱的格哈德，应你的愿望，我向你详谈我对布洛德的《卡夫卡》（1937年出版的传记）的看法；与之相关，我还将说说我对卡夫卡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在评论布洛德的传记时亮出我心中的卡夫卡——即使只是以论争的方式——不大合适。至于正面的这些涂鸦是否勾勒出我对卡夫卡的看法，我姑且存而不论。不管怎样，你会读到一种有别于我以往观点的新角度。”② 就此可知，本雅明对卡夫卡的看法已经与往日发生了变化，具有了“有别于我以往观点的新角度”；如果再照他以往的观点来谈，无疑就是对本雅明的不公了。我们不能像阿伦特那样进行研究。具体来说，本雅明对卡夫卡研究的状况相当不满，卡夫卡的友人布洛德更让他不满意： “布洛德这本书的最大毛病在于作者的论点和立场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后者的论点就是，卡夫卡在迈向神圣的路途中。而他的立场则是百分之百说好话，缺乏距离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这部传记在表达上的拖泥带水与作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养成的习惯不无关系。传记中充斥着新闻写作的套话，包括他的论点陈述也是如此。……布洛德丝毫没有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小品文的陈词滥调比比皆是……”③ 众所周知，布洛德是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但是本雅明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布洛德是卡夫卡的知音；而且，卡夫卡本人对此也并非意识不到： “卡夫卡将遗作托付给的人，一定是他认为不会履行他的遗愿的那人。这对立遗嘱者和传记作者都不会有坏处。不过，它要求传记作者把握住贯穿卡夫卡一生的矛盾冲突。而布洛德缺乏此能。他……这些阐释无非是些外行的浅陋之见。卡夫卡的本质与创作的独特之处，绝非如布洛德所言，是‘虚妄不实’的；而如果认为卡夫卡的描写都是真的，也没有道出个中微妙。……为了达到一种修身养性的阐释……他在对《城堡》的‘近乎现实主义——犹太教式的阐释’中，避而不谈卡夫卡的作品中上层世界令人反感而又残酷的特征。”④ 这里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注意本雅明研究中的同样问题：阿伦特正可以说是本雅明遗嘱执行者——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一文就是授权给阿伦特的，再由她授权给阿多诺公开发表；而阿伦特的本雅明阐释恰恰极其拙劣，充满了误读乃至赤裸裸的歪曲。或者可以说，阿伦特也想如布洛德那样把握住贯穿本雅明“一生的矛盾冲突”，可是她却抓错了重点，将本雅明变成了一位在生活中处处不利、毫无生活经验的失败者，一位神秘的犹太思想家兼所谓文人。而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到，本雅明就已经对布洛德阐释中的犹太教式进行了批判，原因是他“避而不谈卡夫卡的作品中上层世界令人反感而又残酷的特征”：卡夫卡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毛病并非没有意识，而他的研究者本雅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更是要进行明确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哲学论纲”中清楚地看到。遗憾的是，卡夫卡的布洛德与本雅明的阿伦特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并不是所谓的圣人，而是一个现代世界里的矛盾的个体，身上背负着现代人的经验特征与种种困惑。当然，本雅明也承认，他在以前也犯过类似于布洛德的毛病，在这封信里，本雅明作出了交待与总结： “这里谈到的对卡夫卡的看法在观察角度上做了很大的压缩。不过……你通过我在《犹太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更能明晰这里的卡夫卡了。那篇文章是从其他角度来阐述卡夫卡的。我现在对那篇文章最不满意的，就是通篇的辩护腔调。……他与布罗德的友谊，在我看来，最好被视为一个疑问号，他选择在临终的日子里写下了这个问号。”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