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2—0059—05 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逐步演变为一种去主体形而上学的努力。但是，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到德里达，每一个后起的思想家都有理由指责他的前人工作不够彻底。现在，轮到让—吕克·马里翁（Tean-Luc Marion）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了。姑且不论他是否真正地完成了去主体化的历史使命[1]，与他的法国同行们相比，马里翁的工作的确更为深入，并且在谨慎工作的基础上得出了更为大胆的结论。他明确地表示：“我们曾一再假设现象学排除了形而上学，但是我们最终未能坚持这一主张。”[2] 他的理由来自他本人对现象学主要经典的解读。这种解读认为胡塞尔依然保持着康德式的判断，在其著作中经常被强调的是现象性的可能性条件、视域、我（je）的建构性功能；类似地，海德格尔的“此在”中依然保留着主体性，而且此在的优先性并不亚于存在问题。因此，德国的“正统”现象学并没有超越形而上学，而只是把形而上学以及现象学自身的边界移到了现象学的内部，从而将这个界限作为它最高的可能性，因而它没有能够开辟出超越形而上学的新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马里翁的事业将与当初胡塞尔要对笛卡尔主义所做的事情非常相似：更彻底地展开经典现象学的方法论原则，并且最终抛弃它们。“我们并不强迫自己服从现象学的戒律，我们只是追寻它所开启的——有时候是它所关闭的——道路。即使在这一点上依然是可能性比确实性走得更远，现象学的道路尚未延伸至它的终点，我们只是怀着这样的期望走在这条路上（l'empruntons）。”[3] 这里说的还算委婉，但其用心已很清楚：终结现象学！而由于哲学的堡垒只能从内部攻破，那么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现象学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破坏者中的一个，马里翁像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一样，希望自己就是最后一个——那个真正的完成意义上的终结者，通过完成现象学而真正终结形而上学。就像海德格尔谈论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动机是为重新明确思的任务一样，马里翁的工作不仅仅意味着破坏和拆解，它还必须有所设立，或者至少是对新的可能性有所探讨。事实上，福柯早就强调过，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简单地重复“主体死了”的空洞口号，而应该关注主体死后留下的“空的空间”。 与我们熟知的那些哲学家相比，马里翁算是法国思想界的“新秀”。在法国国内，他于1988年继任了因为列维纳斯而著名的索邦形而上学教席，由于对笛卡尔哲学的深入研究而享有盛誉；在英语思想界，他继任了利科在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教席，主要作为现象学家和神学专家而知名。他的现象学三部曲《还原与被给予性：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现象学》（1989），《被给予：论一种被给予性的现象学》（1997），《过剩：充实现象研究》（2001），以及主要与神学主题相关的作品《偶像与距离》（1977），《没有存在的上帝》（1982），都获得了很热烈的讨论。 大家可能会发现，马里翁经常探讨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在国内外的一些活动都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个神学家。④ 但我们在上文中使用了“神学专家”这样一个称呼，而没有直接称之为神学家。因为在我们看来，神学主题不过是其现象学—形而上学研究的一个经验领域。就像在发表了《性史》之后，福柯会因此被看做一位伦理学家，而不是性学家一样，马里翁的情形也有些类似。“在描述充实的或者悖论的现象时，我们毫不迟疑地推进到天启现象，并且提到基督。这是不是一种明显的完全不适当的神学转向呢？……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将神学意义上的天启变成真理——既然只有信仰才敢那么做。我们只是将天启勾画成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悖论的悖论，这样，现象性就能在一种可能的充实现象中得以实现。”⑤ 这一段话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他本人不认为自己在做神学研究，至少不是以一个神学家的身份从事经典阐释的；第二，他没有将自己的哲学探讨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意识范围，而是与具体的经验领域相结合——这一点区别于胡塞尔；第三，这些“经验”有许多取材于福音书，这又区别于海德格尔，而更接近于法国传统。其实，从哲学风格上看，他并不过分热衷于创造新术语，行文也尽可能地明白晓畅——由于《还原与被给予性》的内容和任务，使这一点无法在其中充分表现出来。如果从他的大部分著作做总体考察的话，马里翁更多地让我们想到不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而是笛卡尔的《论方法》。 与胡塞尔类似，马里翁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笛卡尔的反思。可以说，笛卡尔研究是他哲学生涯的起点。事实上，作为当代法国工作的最重要的年轻一代哲学家之一，马里翁同时也是，或者说首先是“尚健在的最重要的三、四个近代哲学史家中的一个。”⑥ 他以关于笛卡尔的研究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其到目前为止的全部思想都以笛卡尔研究为背景。对以笛卡尔为中心的17世纪思想的研究与对经典现象学（主要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的反思构成他本人“第一哲学”思考的双重来源。 在马里翁踏上其哲学旅程之时，他必须面对的是如下三个既成事实：首先，也最为根本的一个事实是，现象学已经在当时承担着哲学的角色，他这样写道：“现象学在我们世纪担当了哲学的角色本身”⑦；其次，这一思想运动在海德格尔去世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法国事件⑧，《现象学运动》一书甚至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后，现象学运动的中心很可能已经转向了法国，尽管当时法国的主要思想家都只是承认受到某一个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舍勒，最后才是胡塞尔）的影响，但是在强调方法时避免使用现象学这个称呼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法国哲学界而言，当时已经很活跃的一些思想家结合本国的思想资源开始了对这一思潮进行保持距离的批判性反思，清理笛卡尔主义与现象学的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因为正是笛卡尔式的理性反思传统使得法国思想远离英国经验论而与德国思想处于密切的互动关系之中；具体到20世纪以来的当代，现象学可以作为在法国笛卡尔主义与反笛卡尔主义复杂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线索性因素被考察。⑩ 第三种动向日益发展成为主流，以至于到了本世纪初，已经有人声称“作为大学彩色标题的现象学已经失落了”。然而，思想史研究毕竟不是追逐时髦，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看它是如何成为“哲学史的一章”的(11)。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理解笛卡尔哲学是如何成为现象学一章的。马里翁哲学无疑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