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6—0028—06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是继罗兰·巴特（1915～1980）之后仍然活跃在当今思想舞台上的伟大法国哲学家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文学评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她的研究涉及了语言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领域，并提出了“解析符号学”、“互文性”、“符号话语”等许多原创性术语。克里斯蒂娃借鉴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巴赫金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通过结构主义特别是巴特与拉康之方法论桥梁，形成自己独特的诗学—符号学的哲学本体论，突出了“语言学转向”中的人文精神维度，改变了结构主义令人绝望的、无主体的、无历史的凝固与沉闷氛围，也避免了后结构主义兴起以来知识界所笼罩的相对主义的涣散焦虑症及其中所充斥的政治立场失语状与历史方向迷惘感，提出了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政治伦理议程。 克里斯蒂娃自从20世纪60年代登上学术思想舞台迄今为止，走过了一条从“诗学革命”到“女性政治”的思想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克里斯蒂娃先是精心创制了独特的诗学—符号学本体论，既佐别于一般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又迥异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作为来自东欧的移民—边缘人—女性言说主体，克里斯蒂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反抗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与逻各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被译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最为重要的与有影响的英译版著作是由托莉·莫娃（Toril Moi）编辑的《克里斯蒂娃读本》（A Kristeva Reader）和凯莉·奥利弗（Kelly Oliver）编辑的《克里斯蒂娃文集》（The Portable Kristeva）。这两部译著收集了克里斯蒂娃本人所写的重要论文。伴随这种译介传播过程，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等理论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不断涌现出大量关于她的学术理论的研究文章与专著。其中重要的论著包括：托莉·莫娃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86），约翰·里奇（John Lechte）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1990），A.E.本雅明（A.E.Benjamin）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1990），D.R.多恩菲尔德（David.R.Crownfield）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1992），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1993）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1993），还有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的《朱莉亚·克里斯蒂娃》（2004）等著作。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在此，本文就当代西方学者对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女性主义思想研究做一个简要评述。 一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 1.关于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理论的渊源 （1）托莉·莫娃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了解来自于在东欧时期的学习，克里斯蒂娃与同胞茨维坦·托洛多夫（Tzvetan Torodov）一起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学习还令她拥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种双重的知识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计划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 P.E.列维斯（Philip E.Lewis,Revolutionary Semiotics,Diacritics,4,No.3,Fall(1974)）在评价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时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对她的理论研究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他特别强调了克里斯蒂娃对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理解与运用，克里斯蒂娃认为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防止了理论的固定化，否定性中涌动着运动发展的推进力，是一切自我运动的内在源泉。在否定性运动过程中，符号学不断思考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在自我修正的、开放性的过程，成为一个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科学。列维斯认为，这种对黑格尔否定性概念的运用毫无疑问在克里斯蒂娃的研究中起到颠覆性作用，与此同时，这种运用也并非是彻底的黑格尔主义的，克里斯蒂娃与黑格尔的关系“极其复杂，但绝非是顺从”。 （2）诺勒·麦克菲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她承继了黑格尔、尼采以来及法国一系列哲学，利用后结构主义工具，对关于主体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克里斯蒂娃用“主体性”一词替代平时我们所说的“自我”。“自我”常用来表示我们每个人均是能够全然察觉他／她的固有本能与言谈举止的存在，一个完全能够在世界上自作主张的存在，一个可以凭借他／她的理智与聪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存在。但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主体性”一词则表达另外一种意思：它首先表示人是从属于他们的文化、历史、处境、关系和语言等一切现象的附庸，这些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人的形成。因此人最好被理解为“主体”而不是“自我”。其次，主体并非能够完全明白造就他们的各种现象。这里甚至有他们的存在所无法逾越的方面，一个无法言喻的向度，即潜意识。潜意识是一个欲望的、紧张的、能量的和压抑的世界，一个无法呈现于意识中的世界。最后，主体性一词最好解释为人们与语言的一种关系，我们与其把语言视为自我手中的一件工具，而毋宁说我们所使用的主体性一词反倒可以理解为由语言造就的产儿。麦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发展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过程哲学”，它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绝对同一与凝固化的实体论形而上学。其来源可上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兼容并蓄了现代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过程实在论，但它也与尼采、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等现代生存哲学具有高度互文性。他们共同反对实体本体论的中心地位，更加强调实践而非物质存在。在克氏的凝视下，生命生活就是变动不居的状态。她的著作向我们显示出所谓的“主体性”其实从来就是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一个纤毫毕现、细致入微、平淡无奇的伸展过程。克里斯蒂娃的“过程的主体”概念深深得益于法语中“过程”一语双关的便利（既指过程，又指审理），这种过程主体确实有点像孔子所云“吾日三省吾身”之“省身修行”功夫。过程的主体另一意思就是主体性发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我们与其把自我视为纹丝不动、浑然天成的模特，不如把它理解为一个始终处于流动不居、杂然并存状态的混合体。生命存在不仅仅是一个结构，而且是一个向周围世界、向其他结构开放的结构。作为言说主体的我们总是在过程中活动，我们的主体性并非那个拉康式镜子面前的永远定格的形象，人不应该接受“一语定终身”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