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回顾与现状 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古已有之，大家公认在明清之际就已形成开启之势。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所谓“西学东渐”有密切联系。起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我所用，“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①，另一种则试图力据中华文化传统抵制西方神学文化。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国力的衰微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认识到，西方各国之强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发达和船坚炮利，而且在于思想文化的蕴力，中国要富强，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诸端中，哲学颇受重视。梁启超说，培根和笛卡尔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始祖，正由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革新”，才造就了西方的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从而有了西方的新国家、新世界。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文人学者，其中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最为著名。他们通过翻译和著述，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如德国古典哲学、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做出了贡献。西方哲学影响的扩大，使它进入中国的教学体系成为必然。大约在191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西洋哲学系。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各大学陆续开设了西方哲学课程。从此，中国对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走向较为全面、系统的发展。 如何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有态度和方法的问题。大致而言，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对它往往是热情高于理智，或满足于一得之见，并没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冯友兰曾说，在20年代，整个中国真正懂得西方哲学的人极少，即使对杜威和罗素那样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也是“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中西哲学不同观念的冲突和碰撞成为不言而喻的主题。有的学者深谙中西哲学之间距，感叹西方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进而放弃研究；有的学者主张全面接受西方哲学，奉之圭臬，把它视作中国哲学的“基础”。而在对待西方哲学的各种态度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国学者能够克服盲目和偏见，能够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西哲学的异同、融合和取舍，采取了客观分析、深入研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科学态度。比如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东西文化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世界文明的发展将是两者的相助相长、融合一体。在这方面，后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建所时第一批研究人员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是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具有中国哲学的深厚功力，而且力图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冯友兰通过对中西哲学的对比看到，中国哲学的弱点在于缺少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此影响了知识论和科学思想的发展。他认为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最大贡献是送来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他试图用这种方法改造中国哲学，并使它与中国哲学注重总体观念和人生境界的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理学”的中国哲学理念。金岳霖则博采西方认识论之长，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势”等范畴相结合，系统阐述了具有中国智慧的知识理论。贺麟也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老一辈专家学者，是中国哲学家优良治学传统的代表，他们的哲学实践体现了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深厚蕴力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他们学贯中西、锐意创新的学术品格应当为我们后学所继承和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哲学事业，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它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前身。西方哲学是当时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组成了相应的研究队伍（包括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和后来成立的以杜任之为组长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成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支骨干力量。 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因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和思想理论的集中概括，被赋予了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在这方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也不例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与过去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分散自流、各搞一套的做法相反，政府和文化教育管理部门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这种领导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号召和组织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让他们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二是制订具体的研究规划并组织实施，使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趋于系统化和目标化。这两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许多学者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也对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金岳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以前从事的学院哲学，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立志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规划和组织工作方面，对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受到重视。出版部门和学术翻译界共同制订了外国哲学著作翻译规划并付诸实施。从1956年至1966年，经学者们的努力，翻译西方哲学著作达129种之多。同时，为了满足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有关教学和科研单位还编译了多种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如北京大学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在各类西方哲学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德国古典哲学受到格外重视，与此相应，德国古典哲学成为研究的重点，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人组成了西方哲学研究中最强大的一支队伍。 当然，由于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出现了一些违反学术研究规律的不正常情况。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前苏联哲学界的观点被当作权威和教条，他们关于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的论断，成为中国哲学家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用这一框架去概括西方哲学的发展，就导致了根据西方哲学家在这一哲学斗争中的不同立场，将他们划分为进步的或反动的、合理的或荒谬的、可取的或不可取的简单化倾向，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出现的一切西方哲学基本看成是腐朽没落、没有价值的而全盘否定。这种做法违背了哲学研究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对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某种片面性、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对实用主义和不可知论等的批判就有这种情况。比如，休谟的不可知论被当成反对科学、反对进步、蒙蔽人民、反对革命的理论样板。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地研究休谟哲学，就会看到，休谟哲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探讨科学推理的本性，反对思想方法上的“独断”，他以怀疑主义方式提出的问题具有理论的深刻性。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之所以推动了后来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正因为它其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