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7)02-0046-09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和马丁·海德格尔(Madin Heidegger,1889-1976)就经常被人称作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位先驱。①他们在哲学道路上的共同探索，似莫逆之交的形象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他们之间相互提出异议，并强调各自哲学观点的不同，但从未公开论战。因此对这两位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师之间私人关系的研究，一直为西方学界所关注。 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差不多属于同一个时代。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长6岁。雅斯贝尔斯出生于奥登堡一个信仰新教、思想自由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当过法官、所在郡的行政长官，后来成为了银行的董事。[2](P9)而马丁·海德格尔则出生于施瓦本—阿雷曼地区②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当地小镇上的一个教堂的司事，家境十分贫寒。他后来除了在马堡工作过5年之外，在古代阿雷曼人这块极小的土地上度过了他几乎全部的生涯。他那震撼整个哲学界的思想，也是在德国西南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酝酿、完成的。 对他们俩来说，哲学意味着对自由的保证。学过神学的海德格尔试图借助哲学的帮助，从狭隘的天主教的信仰世界中找到一条出路；学过医学的雅斯贝尔斯则希望通过哲学的帮助，去超越自然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的界限。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哲学是这样的一门学科，亦即以此来理解那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所无法解释的现象。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用一种隐蔽且困难的方式去寻求哲学家的上帝。后来，他们赋予这个上帝一个相同的名称：“存在”(das Sein)。 据雅斯贝尔斯在50年代所写的《哲学自传》(Phuk 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③中的回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就听说过海德格尔这个名字，“这让我期待着在学院哲学家中出现一位探寻本源的哲学家”。[1](P92) 20年代的时候，针对在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院派哲学，他们组成了战斗同盟，视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朋友关系。1924年4月17日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从（1923年——本文作者注）9月开始，我和您共同生活的前提就是，您是我的朋友。这是一种能够在爱之中承受一切的信赖。”[3](P46)同样，雅斯贝尔斯在回顾20年代时提到，他和海德格尔在这段共同生活的时间内，曾经有着“无法忘却的亲近”关系。④晚年的时候，雅斯贝尔斯在提到这一段的交往时还不无激动地写道：“在哲学家的阵营中，海德格尔是唯一与我志同道合，并且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人。”[2](P92) 初识 在20年代前期，当海德格尔在生命的自我透视的哲学道路上摸索、探求并确立其范围时，雅斯贝尔斯也在寻觅着哲学的一个新的开端。这时，两个学者之间的艰难的友谊开始了。 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相识于1920年春季，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家中举办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晚会上。胡塞尔是海德格尔早年的老师。经过一年半小心的接触，雅氏与海氏于 1922年的夏天终于在一种“少有的且独立的战斗集体意识”[3](P29)中结成了友谊。 早在他们第一次接触时，他们就已经显现出了要组成反对学院式礼俗的统一战线的迹象。雅斯贝尔斯在《哲学自传》中这样描述他在胡塞尔家度过的这个夜晚：“1920年春季，我和夫人在弗莱堡呆了几天……那天正值胡塞尔庆祝他的生日。人们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子，坐在咖啡桌旁。当时，胡塞尔的夫人将海德格尔称作是‘现象学之子’。我谈到，我的一位名叫阿芙拉·盖格尔 (Afra Geiger)⑤的女弟子是个品德一流的好学生，她来到弗莱堡，想拜胡塞尔为师。但是根据胡塞尔研讨班的录取程序，她被拒绝了。这种学院的公式主义使胡塞尔与盖格尔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胡氏错过了亲眼目睹这个人的机会。海德格尔证实了我的看法，他给人的印象很活泼。这看起来是两个年轻人为了反对概念化的程序而组成的一个统一战线……这个下午的气氛不是很好，在我看来有些小市民的味道，让人感到拘束，缺少人的自由本性和思想的火花……只有海德格尔显得与众不同。我拜访了他，单独和他坐在他的小房间里，看着他研究路德，感到他工作的紧张程度，欣赏他简明而又透彻的说话方式。”[2](PP.99-93) “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 雅斯贝尔斯在当时的哲学界人士的眼里还是一个门外汉。他原本从事医学中的精神病理学研究。早在1913年他就以一本《普通心理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 Pathologie)的著作而一举成名，获得了在海德堡大学教授心理学的资格，“这部著作已经显示出他精神中那种视野广阔、联想丰富的专门才能”[4](P189)，并很快就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性著作。⑥但是，雅斯贝尔斯却开始脱离医学这个领域。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病人那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而这种精神上的疾病是用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精神病学无法充分得到解释的。雅斯贝尔斯由于自身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孤寂感受以及对疾病威胁的敏感意识，促使他一再追问生命的意义。而“科学的知识在面对一切根本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5](P397)。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能阐明真理以及我们生命意义和目的的哲学。而跟马克斯·韦伯以及基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相遇则是他转向哲学研究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