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B 康德在1772年2月致M.赫尔茨(Markus Herz)的一封信中说，他的《关于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理的研究》一文造就了一种新的、关键的转变——正是通过这种转变，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徘徊之后，他现在相信，他开始掌握了“此前依然晦暗不明的形而上学之全部秘密的关键”。康德现在把“先验对象”的问题视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在我们之内被称为表象的东西，它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何种根据之上的？”这个问题成为了哲学的出发点：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向，由此，《纯粹理性批判》的计划得以确立和贯彻。这种新的定向构成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转折”(Kopernikanischer Drehung)的内涵和根本意义。现在，这不再涉及在现有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再增添另一个体系，不再是为长久以来业已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答案。这种变化和转型远为深刻：它涉及的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各种答案，而是它的概念和根本问题。形而上学的路向已有所变化，因为它的目标已经被取而代之——它要认识并针对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不同的、更彻底的东西，而不只是说，对象仿佛仅仅在原本稳固的思维空间里改变一下它的位置；宁肯说，这种变化涉及到思维空间本身的形态和结构；它包含一种新的洞见，这种洞见不仅仅是关于被认识的东西和可以认识的东西，而是关于认识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关于认识本身的基本功能。 然而，当我们首次接近《纯粹理性批判》时，对它的解释的争论就马上出现了。最成问题并且最富争议的莫过于康德在这些方面所下的断言了。康德在世的时候，对他的学说的解释就已经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在上一代的解释者看来，康德的学说是对形而上学的破坏和摧毁：当门德尔松(Mendelssohn)抱怨说，康德是“一切事物的毁灭者”时，他倒是说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口号。但是，正从事研究的年轻一代的解释者则有所不同，他们从《纯粹理性批判》中看到的只是一种预演和导论——他们从这部著作中满怀热情地迎来了未来形而上学的曙光。从此以后，关于康德对待形而上学的真正内在态度的判断就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争论之中。根据康德的本性和他的真正的思想意图，康德究竟是一个理性的批判者、科学认识的逻辑学家和方法论者，还是说，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批判》仅仅确立了一个有完全不同针对性的问题的出发点？康德究竟是埋葬了形而上学，还是为形而上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似乎就在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凡是大约在过去十几年间开始从事康德哲学研究的学者无疑都有这样的印象，似乎这个问题最终会得以平息——似乎一个公认的、科学上终极的观念已经形成，即使这个观念不是关于康德的学说的内容，也是关于它的形式，关于它的逻辑和方法的特性。因为新康德主义的所有著名代表人物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康德思想体系的重心可以在其知识理论中寻找；“科学事实”及其“可能性”构成了康德问题的开端和归宿。康德学说的科学特性和科学的优先地位就根植于、并且仅仅根植于这个问题。这样的理解清楚地体现在，比如，A·里尔(Aloys Riehl)的弗莱堡就职演说《关于科学的哲学与非科学的哲学》（1883年）中。里尔一开始就说，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其任务无非在于为普遍原理奠定基础。唯有在这里，哲学才找到了它独特的领域和相应的使命；唯有认知科学才能赋予哲学以真正内在的确定性；唯有认知科学才能把哲学从纯粹“意见”下徘徊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为它提供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一个持久的根基。 我引述里尔的观点旨在说明，海德格尔关于形而上学的中心任务的理解与具有实证论针对性和倾向性的“批判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意图之间有一种对立。海德格尔如此紧迫、如此激昂地要与之抗争的观点无非就是这样的思想方法，这样的假设，亦即认为康德的科学目标一直是要将形而上学建立在“知识理论”的基础之上；当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只想部分地提供这样一种“知识理论”。可以说，这个假设经海德格尔的解释“最终被瓦解了”。（第221页）②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人们把《纯粹理性批判》理解为“关于经验的理论”，甚或理解为实证科学的理论，那么，这就从根本上误解了这部著作的意图。（第16页）沿着这样的路向，根本无法达到揭示形而上学问题的目的，因为纯粹逻辑的角度无法通达形而上学问题的意义，这问题的意义也不会局限于纯粹知识的范围。形而上学按其本质将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将是本体论。然而，一切对存在的追问最终导向了对人的追问。这样，形而上学问题就转向了这个根本问题。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必须以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为先导。这个问题构成了本己的本体论即基本本体论的对象。“基本本体论也就是对人的本质进行本体论的分析，它应是为那‘属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预备基础。基本本体论就是为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而所必然要求的、关于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它在根本上有别于一切人类学，也有别于哲学人类学。一个基本本体论观念的意思是要摆明：把关于此在的本体论的独特分析阐明为必然的要求，并由此澄清，在何种意图与何种方式，以及在何种界限和何种前提下，它提出了这个具体问题：人是什么？”（第1页）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才是一直搅动康德内心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为康德的一切形而上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当康德专心于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分析时，他绝不沉醉于这种分析。这种分析对他来说不是目的本身所在，而是纯粹的手段：通过对人的认识形式的理解，要获得的是对人的本质的洞察，对“此在”的方式和意义的洞察。“对形而上学奠基而必要的问题，即人是什么，承担了存在的形而上学。” 如果说在这里任何哲学讨论的形式都是可能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富有成果的话，那么，批判者必须下决心站到由海德格尔所选定的那个出发点。至于批判者是否坚守它，这是一个唯有经过研究本身才能断定的问题。然而，如果批判不想沦为单纯的论战和持续的各说各的局面，批判者就必须接受这个出发点。正如一开始我想强调的那样，我本人决不参与这样一种纯粹论战性的讨论；我也不会因下述缘故而受到刺激需要搞论战，这就是，海德格尔显然没有公正对待“新康德主义”的历史贡献，特别是H.柯亨在他的康德书中所提出的奠基性的解释。关于这一点，我不想与他争论，因为这里不涉及历史的公正性，而仅仅涉及事情本身的、体系的正确性。如果海德格尔还要苛求我们，要我们“重新学习”康德哲学，那么，恰恰一个“康德主义者”至少要回绝并反抗这种要求。康德本人曾经说：“我不同意一个著名人物的说法。这个人告诫说，当人们一旦相信了什么，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要对此加以怀疑了。在纯粹哲学里，这是行不通的。人们必须……考察命题的各种应用情况，尝试设想相反的情况，进行较长时间的推敲，直到真理全方位地出现为止。”③正是面对康德哲学，没有谁拥有独断的确定性，而都应该利用一切机会重新领会。在海德格尔的书中就涉及到对康德的基本观点尝试进行这样一次重新领会，而在以下评论中，也涉及且只涉及尝试这样的重新领会。“各种观点”的纯粹对立较量似乎是哲学讨论之最令人喜爱的形式之一，但是我总认为，它是最令人不畅快的、最无益处的形式之一。在这里，也许这样一个规则肯定是适用的，它就是康德本人提出来的，并解释说它对自己是权威性的和有约束力的。“一个人在判断他人的著作时，一定要选择本着参与人类理性共同事务的方法，从这样的尝试中选取那些事关全局的、经得起检验的东西，向作者，或不如说，向共同的事业，伸出援助之手，而将错误作为次要的东西放置一旁。”④我打算在下面的探讨中恪守这一准则；我希望这些探讨不要被理解为是在捍卫或反驳某些哲学“观点”，我请读者本着参与人类理性共同事务的方法之精神，去观察和判断这里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