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6-0033-06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成为西方哲学的焦点。在这场意义重大、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讨论中,虽然各种思想派别的众多学者都参与进来,然而主要争论则发生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自由主义是主流,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社群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批判者,试图挑战自由主义所占据的支配地位。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以后现代主义闻名于世,但同时对自由主义具有坚定的承诺,自然也参与到这场政治哲学的争论中来。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罗蒂毫无疑问支持自由主义,批评社群主义。但是,由于罗蒂的后现代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就使得他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都变得复杂了。 一、罗蒂与自由主义 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大都追随尼采,使用系谱学方法为思想史划线,从事思想史批判。罗蒂也不例外。在罗蒂看来,从近代开始,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想路线,即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 就政治哲学问题而言,康德主义者相信整个人类是一个超级共同体,相信存在着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承认道德与审慎之间的区别。黑格尔主义者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整个人类的超级共同体,只存在着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共同体,也不存在普遍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和权利来自于特定的共同体。罗蒂认为,康德是理性主义的和绝对主义的,黑格尔是历史主义的,并坚持康德主义是错误的,而黑格尔主义是正确的。[1] (P197-198) 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有时也被罗蒂称为“体系哲学”与“教化哲学”的区别。“体系哲学”在西方是主流,其实质是从人类活动领域中挑选出一种典范(如自然科学),然后以它为标准去改造其余的部分。“教化哲学”是一种“外围哲学”,它怀疑“体系哲学”,怀疑科学,怀疑进步,始终保持着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体系哲学”是建设性的,试图发现伟大的永恒真理。“教化哲学”是破坏性的,提供了破坏传统的反讽和警句。在罗蒂看来,“体系哲学”的主要错误是它试图以一种普遍的证明模式来回答关于人和自然的问题,而且“它试图将这些证明模式钩挂在某些需要道德承诺的东西之上,即大写的实在、真理、客观性、理性”。[2] (P385)对于“体系哲学”,接受正常话语同时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对这些大写的实在、真理、客观性和理性的本体论承诺。相反,从“教化哲学”或罗蒂所谓“认识论的行为主义”来看,我们将正常话语既看作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而选择的模式,又看作是客观真理,而这里所谓的“客观真理仅仅意味着我们当前关于如何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最佳想法”。[2] (P385) 基本思想路线确定之后,按照罗蒂的一贯做法,应该开始对号入座了。当代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是罗尔斯,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都是由其《正义论》引发的。那么罗尔斯是一名康德主义者还是黑格尔主义者? 虽然罗尔斯是当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而罗蒂本人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实际上罗蒂对罗尔斯的态度不是始终如一的。罗蒂起初是反对罗尔斯,从而将他视为康德主义者。后来则赞成罗尔斯,又将他称为黑格尔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在罗蒂前后矛盾的态度中透露出其政治哲学的矛盾所在。 在一篇先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然后又在日本南山大学所作的题为“团结还是客观性?”的讲演中,罗蒂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作为捎带,他也评论了罗尔斯,并且把罗尔斯视为一个追求普遍性和客观性并反对黑格尔式历史主义的康德派自由主义者。在一个注释中,罗蒂具体地批评罗尔斯在“无知之幕”中使用了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以复兴社会契约论。[3] (P30) 在发表于1983年的《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文中,罗蒂更进一步把他自己所坚持的黑格尔主义同罗尔斯的康德主义对立起来,认为黑格尔主义表达了一种历史主义,康德主义则表达了一种绝对主义,而且他还具体地批评了罗尔斯的作为理性选择者的自我观念。在这个阶段,罗蒂不仅批评罗尔斯,而且引用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桑德尔在《自由主义和正义的限度》中对罗尔斯的批评来支持自己。[1] (P199-200) 然而,在《民主优先于哲学》这篇写于1984年但发表于1988年的重要文章中,罗蒂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突然提出罗尔斯是反康德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和反基础主义的,其思想实质是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这时罗蒂断定:“罗尔斯能够完全赞同黑格尔和杜威而反对康德。”[4] (P180-181)同样是对号入座,但座位完全变了,罗尔斯变成了黑格尔主义者。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罗尔斯属于康德主义还是黑格尔主义这个似乎不很重要的问题上,罗蒂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罗蒂为什么如此牵强地非把罗尔斯解释成为反康德的黑格尔主义者呢? 罗蒂对罗尔斯的这种矛盾态度透露出其政治思想中存在的一种张力。一方面,罗蒂始终主张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关于客观性和普遍性的追求是一种失败,哲学从来没有证明过什么,从而自由民主主义也不需要哲学的证明。另一方面,罗蒂又坚信自由民主主义的优越性,相信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种制度,并且也认为这种自由民主主义需要一种辩护。从实用主义出发,罗蒂发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是目前西方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好辩护。这样,罗蒂在政治哲学问题上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两难处境:既要坚持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哲学的批评态度(反对康德),又要坚持对自由主义的忠诚(赞同罗尔斯)。为了化解这种张力,罗蒂只好曲解罗尔斯,把罗尔斯实用主义化,把他打扮成一个反康德的黑格尔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