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片断》中“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及其意义

      克尔凯郭尔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着迷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学位论文《论反讽概念》当中，就有“以苏格拉底为主线”这样的副标题和对“苏格拉底的立场”的专章论述；在《哲学片断》和《对〈哲学片断〉的最后的、非学术性的附言》当中，他多次提到“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方法”。克尔凯郭尔把苏格拉底奉为人生楷模。在其生命晚期最为“直接地”写作和发表的对基督教和丹麦国教会的看法的短文集《瞬间》当中，克尔凯郭尔曾这样写道：“在我面前惟一与我相似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我的任务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即审核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定义，我并不自称为基督徒（为了保持理想的自由），但是我能够证明其他的人比我更不如。”① 克尔凯郭尔甚至有意仿效苏格拉底在广场上和大街上与普通人进行哲学讨论的活动，每天他都要在哥本哈根城中漫步，并因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怪人”（Srling）——该词曾被克尔凯郭尔用来描绘苏格拉底。

      国际学界早有研究克尔凯郭尔与苏格拉底之间的思想关联的专著问世，可惜至今尚未读到，这一课今后当补起来。② 本文将从分析《哲学片断》当中所提出的“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入手，进一步梳理出苏格拉底与神在同为教师这一层面上的比较的意义，以此揭示出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苏格拉底与哲学史上的苏格拉底之间的差异，旨在加深对克尔凯郭尔思想自身的理解。

      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

      在《哲学片断》第一章的开首处，假名作者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以“真理是否可教”这一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方案”，显然，这是一个比照“美德是否可教”的“苏格拉底式的问题”。③ 从《哲学片断》扉页题辞所强调的“永恒意识与历史出发点”之间的关系来看，克利马克斯在这个“思想方案”中所欲讨论的“真理”并不是哲学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宗教语境下的“永恒真理”。只是为了保持“思想方案”的“试验”性质，作者并未点明这里的宗教究竟为何；甚至为了与基督教有所区别，作者还专门用Guden（en Gud）一词来表示“一位神”、“某位神”，而非特指的基督教上帝Gud。但是明眼人不难看出， “思想方案”当中的“神”与基督教上帝之间有着诸多重合之处，假想中的论敌也一再称假名作者是在“剽窃”，因为他说的都是妇孺皆知的字句，也就是来自《圣经》中的辞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全书的尾声“喻意”一节，其间作者承诺要给这个“小册子”写个续篇，为这个“思想方案”披上一层“历史的外衣”。④ 三年之后，这个承诺兑现了，1846年克尔凯郭尔利用同一假名出版了《对〈哲学片断〉的最后的、非学术性的附言》，并在“序言”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历史外衣”指的就是基督教。于是一切都明朗起来了。虽然《哲学片断》和《附言》是克尔凯郭尔最为哲学化的作品，《附言》也被学界认为是他告别哲学并转向基督教之作，但是在讨论哲学命题和问题的外表之下，这两部书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却仍然是基督教真理，是个人如何获得永恒福祉的问题。明确了这个基本的定位，我们将结合苏格拉底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发生的背景来考察“真理是否可教”与“美德是否可教”这两个问题的针对性及可比照性，以此为克尔凯郭尔推崇苏格拉底做出合理的解释。

      根据哲学史，苏格拉底的“美德是否可教”和“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主要是针对当时希腊的主流学派“智者学派”（sophists），后者以传授知识为业，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训练而培养起勇敢、公正、克制等品质。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学派所谓“知识”和“美德”只不过是建立在感觉主义基础之上的个体的感受、感觉，也就是“意见”，它尚不具备真理性的“知识”在逻辑上、理论上的强制性和普遍可传达性，因而它们是不可教的。而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美德”—“知识”其实就是关于“善”的“原理—原则”，它们是普遍可传达的、因而也是可教的，只是智者们对此一无所知。由此观之，“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何为美德”、“何为知识”这类始基性的问题，它从根本上区别于此前的自然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同类问题，因而成为哲学研究从“自然”向“人”的转变的重要标志。

      与之形成类比的是，克尔凯郭尔在发出“真理是否可教”的疑问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是19世纪丹麦的主流思想之一、以黑格尔主义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思辨哲学及其思想方式对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体系化”。在这种冲击的作用之下，信仰不再是个体不断趋向“上帝”、趋向“永恒真理”的动态过程，不再是个体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所做出的抉择；信仰被瓦解成了一种知识形态，一个关于基督教的知识、命题和教条的体系，一个通过教授和学习人人都能掌握的认知“客体”。《圣经》中所强调的“永恒真理”的特殊性消失了，如同“过窄门”的比喻所昭示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⑤ 取而代之的是“永恒真理”的普遍化，因为一切都是可教、可学的。以前，信仰的生命体验过程中的诸种“不确定性”消失了，一切都变成是“确定性的”——可分析的、可预见的、可推理的；因为个人能否获得“永恒真理”的决定权不在于“上帝的恩典”，而就掌握在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手中。以前，做一名基督徒、恪守基督教信仰是一桩十分困难的事情，它要求个体“尽心、尽性、尽力”地去爱上帝，⑥ 在没有任何条件、不带丝毫功利目的的情况下坚信上帝对我们的无边无限的爱。但是现在，信仰的份量被冲淡了，信仰的“知识体系化”和现代教会制度（包括国教制度）的双重作用使得成为一名基督徒变得简单易行，只要一个人出生在基督教国家和家庭、接受一定的基督教教育、按部就班地参与教会活动，此人便是基督徒了。克尔凯郭尔对这种世俗化倾向极其不满，为此，他借克利马克斯之口确立了一个“苏格拉底式的任务”，也就是要让成为一名基督徒变得难起来。像苏格拉底自认自己无知、但却尖锐地揭示出对手比他更不如一样，克尔凯郭尔并不自诩为基督徒，只是他要揭示出其他人比他更远离基督教，尤其是那些自视拥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的神学和哲学教授先生们。同样，像苏格拉底通过“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旨在揭示出智者们所完全不知的另一类“知识”一样，即建立在理性主义原则之上的真理性的“知识”，克尔凯郭尔提出“真理是否可教”的目的也不在于普遍性的思辨哲学真理体系，而在于他心目中的基督教真理，也就是个体获得永恒福祉的问题。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永恒真理”是人所无法教授的，它必须由神这位教师亲自完成。这样，我们就转到了《哲学片断》当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即苏格拉底与神之为教师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