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heimlichkeit：幽灵与真理的契合点

      “幽灵”，是德里达晚期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 据我的有限阅读， 在1982 年出版的《他者的耳朵》中， 德里达把幽灵的形象赋予了“第三只耳朵”；1987年的《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把打了引号的“精神”等同于幽灵；在1990年的Royaumont讨论会上（后结集为《给出死亡》）， 德里达提出了语言的幽灵性特征；1993年的《马克思的幽灵》直接把“共产主义”幽灵化为“弥赛亚主义”；1994年的《友谊的政治学》视真正的“朋友”为幽灵，而在1997年的《告别勒维纳斯》中，“他者的面容”又取代“朋友”成为幽灵。

      在我看来，如此频繁出现的“幽灵”绝不是德里达信手拈来的隐喻。比较“幽灵”出现的各种语境以及它在其中所发挥的乍一看各各相异的作用，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幽灵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准—先验性和Unheimlichkeit①。前者的源头在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准—先验性”正是德里达在后现代状况下对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②。后者在谱系学上可回溯至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对这一点作出证明是本篇论文的目的。本文拟先介绍德里达使用“Unheimlichkeit”的各种典型案例，然后分析“Unheimlichkeit”在海德格尔那里的使用及其替代情况，最后指明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之间在学理上的关联以及德里达的创造性发挥之处。

      一

      实际上，早在1962年，德里达就提到“幽灵”概念：“当我们谈论隐蔽在人类中的理性时，我们很难摆脱官能或权能的心理学幽魂（fant me）……胡塞尔早在他的心理主义批判中、在‘回到实事本身’作为‘真正的实证主义’的来临这一主题中就要求将心灵能力的幽灵（le spectre）以及所有传统实体主义的残余全部驱逐出去”[1](P163)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幽灵”概念不过是一个日常的使用而已，并不包含上述两个特征，与德里达后期的“幽灵”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另外，我们也看到，德里达使用了两个含义相近的词“fant? me”和“spectre”，我想，这也许是出于行文上的需要，意义并无不同。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德里达经常将这两个词并置在同一语境中，当作同义词使用。

      在我看来，最早提到“Unheimlichkeit”并把它引向“spectre”的地方是在1992年出版的《给出死亡》中。在这本书中，德里达从语言的两可性的角度出发对“Unheimlichkeit”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2](P84)：语言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语言同时又向无限保持着敞开。就是说，在语言中有神秘在运作。比如这样两个句子：“Tout autre est tout autre[所有的他者全都是他者]”和“Dieu est tout autre[上帝是完全的他者]”，实际上是无法翻译的，尽管我们可以通过解释来翻译，但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翻译了。原因在于这里的同音异义词“tout”。它的词性不一，有时作为形容词性的不定代词，有时作为副词，有时作为名词；但发音和形式不变。这样一种形式一致而词性和词义在不停地滑落的句子怎么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呢？这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就是语言运作中的l' économie（经济学／家政学），它的不可翻译性是作为所谓的自然语言或母语而运作的。对于这样的母语，我们是无可奈何的，我们既没有什么可做的，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语言运作的秘密，或者直接地说：

      这就是语言的Geheimnis（秘密）。它就在那里，在其可能性中，在我们面前。它维系着家庭、祖国、取代了我们的出生、维系着家政学、l'oikos的规则，总而言之，维系着家庭和所有这些词的家族：heim,home,heimlich,unheimlich,Geheimnis，等等[2](P84)。

      在这里，“unheimlich”已经出现了。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词出现的前后并没有直接出现“spectre”这个词。尽管如此， 这个词出现的语境却是讨论人在上帝面前的感觉：“Mysterium tremendium（令人颤栗的神秘）”。实际上，这里的上帝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幽灵”。只要我们把德里达对上帝的描述与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对幽灵的描述作一个比较，我们就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上帝与我（moi）之间、在他者与我（moi）之间不会面对面，也不会有一种交互的目光（regard échangé）。上帝看着我，而我（je）并没有看见它[2](P87)。

      它根本不是可见的……这个不可见之物……当它再次显现的时候，它本身仍然不为我们所见。即便当它在那里的时候，这个东西（cette Chose）看得见我们，而我们却看不见它[3](P26)。

      很明显，上帝在这里是作为幽灵而存在的。

      到了《马克思的幽灵》时期，德里达借助于弗洛伊德对“惧怕”的思考直接把“幽灵”与“unheimlich”联系在一起。德里达指出[3](P274)，弗洛伊德在“Das Unheimliche”中认为，许多人在“与死亡、尸体、死者的返回、幽灵和鬼怪的关系中”最大限度地体验到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种感觉可以用“es spukt（闹鬼）”或“unheimlich”来翻译（译文参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

      在《友谊的政治学》中，德里达为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位朋友[4](P345)：这位朋友并不自身显现，因而是不可见的。他似乎既不说，也不被说。这位朋友没有外形，没有姓名。这位朋友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不是我，不是某一个‘我’，不是主体，不是个人。它是每一个此在在自身旁边通过它听到的声音所携带的另一个此在。它不在前一个此在之中，不在耳朵之内，不在‘内在的耳朵’之内，不在内在的主体性之中，当然也不在它们的外面。这样的朋友既是我的朋友，又是“

      l' autre amis（另一个朋友／他人的朋友）”。这样的朋友究竟在哪里存在呢？德里达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对于这个朋友，我们很难在其“行为举止”的拓扑学中确定其位置，即是说，很难在此在的外面或内部、在此在的“随身”携带中确定其位置。我们可以说，它既在耳朵的外面，也在耳朵的近旁（auprès）。 但如果一定要对“在里面”（dedans）还是“在外面”（dehors）作出区分，结果就是unheimlich！[4](P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