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6—0048—05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虽然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对这种哲学观念的评价还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更有意义的是促使人们对以往传统的重新反思，由此形成了对现代和当代哲学形态的重新定位。如果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西方哲学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以前未能看到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就试图按照后现代的思路，把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分作现代、当代和后现代这样三个阶段（这当然不是物理时间上的划分），把它们的主要特征分别描述为张扬理性、关注现实和重塑启蒙。 张扬理性的现代哲学 把西方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描述为张扬理性，这或许会引起不同哲学家的异议。的确，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对立：康德哲学为后代留下的思想遗产显然带来的是理性的传统，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同时，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也在以不同的形态甚至是更为强烈的冲击力直接影响着现代哲学的形成，这就是生命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出现。如今，人们通常把后一种哲学传统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代表，由此说明人类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着理性与感性、逻辑与激情之间的二元对立。然而，如果从直接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来看，它们更主要的是按照理性逻辑的方式展现了各自的思想进程。 英美的分析哲学被看作科学理性的最大代表。这里的“科学理性”主要是指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对思想的表达展开的逻辑分析，因此，语言和逻辑就在这种理性活动中成为一个重要标志。在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语言和逻辑是等同的，因为只有在语言中的逻辑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逻辑本身的存在从性质上说本来就无法脱离语言。但剑桥和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没有把语言与逻辑等同起来。在他们看来，如果把逻辑理解为狭义的现代形式逻辑，那么，语言中就应当还存在不同于逻辑的东西，而且比逻辑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用语言要表达的思想。我们从赖尔和奥斯汀那里看到的他们对形式逻辑的疏忽，表面上被看作他们缺乏现代逻辑的训练，但实际反映出的是他们对逻辑的不同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对语言的细微分析并不是必须借用现代逻辑的工具，我们对语言的日常用法本身就显示出了语言自身的逻辑和意义。奥斯汀甚至把自己的语言分析活动比喻成为城市描绘一幅地图，而语言的地图其实反映的正是思想的地图。赖尔在批评笛卡尔式的机器中的幽灵时，更强调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其实，这些都反映出日常语言哲学家们的理性特征，即以概念分析和用法分析的方式追问语言中的逻辑。 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通常被看作是以人本主义为特征，有的研究者甚至直接称之为非理性主义。这就使我们对欧洲大陆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理性主义产生了疑虑。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学，我们在其中很难发现类似叔本华、尼采式的生命哲学或意志主义哲学的痕迹，甚至被看作非理性主义代表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在其中也没有真正的位置①。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乃至后来形成的哲学解释学（如果还包括受到精神分析学一些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即社会批评理论），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是以严格的理性精神阐发问题的。这里的“理性精神”就是指哲学家们都按照问题的逻辑或思想的逻辑展开论述，在思想的阐发上恪守达到共同理解的要求。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虽然表面上给人以强调主体意识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正是要通过打破传统逻辑在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对思维活动本身给出一个更为确实可靠的基础。当他把这种研究活动称作“逻辑研究”时，他心目中的“逻辑”当然不是狭义上的形式逻辑，而是在本质上规定着人类思维的纯形式，即他的“纯粹逻辑学”。这是通过他所谓的“本质还原”的方法实现的。 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通过打破人们已有的二元思维定式，把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看作一切哲学探究的基础。我们读《存在与时间》时，能够清楚地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逻辑展开过程，这就是从概述存在的意义入手，提出世界作为世界的存在与存在者“在之中”的存在的关系，最后揭示人的当下存在即“此在”的时间本性。著名的海德格尔思想解释者比梅尔把海德格尔书中的阐述解读为一个循环的思想进程：“对此在的分析是解答存在问题的前提，而存在问题的解答最终又回到此在的分析中，并重复这一分析。这样做并不是随意的，它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时间性是领会此在的存在之地平线。因此，必须对时间问题本身作重新思索。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握存在本身的时间状态——而这在《存在与时间》一书已出版的部分中是没有予以讨论的。”[1](P37) 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个完全的理性分析活动，“理性”的概念在他那里就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过程，即“逻各斯”和“无敝”。 我们把张扬理性描述为现代哲学的特征，一个重要的依据就在于，现代哲学家们都把语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语言本身具有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等特征，对语言的关注和研究其实就是对人类理性活动的研究。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家，他们都认为，语言问题对于哲学研究至关重要。在维也纳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弄清了逻辑的本质，即看清了语言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哲学研究才真正转向了对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后期对语言的不同态度，使得“语言哲学”才得以真正确立，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的分析也逐渐成为后来分析哲学家们的重要标准；蒯因则直接把这种理解称作“语义上行”，即只有从语言分析入手，我们才能进入和理解一切的经验事实问题。同样，在胡塞尔看来，传统逻辑之所以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认识问题，关键就是由于传统的逻辑学家对语言的认识还停留在了经验阶段，没有从本质上寻求语言的形式特征；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的重要性从他的早期到晚期逐渐彰显出来：《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正是通过时间性的链条或历史性要求在语言中得以显现的，语言的存在论基础就是言谈；而后他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成为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经典表述，虽然“语言”在这里还负载着“存在”的沉重使命；到了晚年，他更多的谈论语言问题，更多地把语言与诗歌、艺术作品等联系起来，甚至力图用语言的形式规定去寻求世界存在的意义。可以说，海德格尔晚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与语言打交道，他对语言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位语言大师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