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这需要具有更宽更远的眼光，如果注意到外界因素，改革远没有完成。 1.中国经济改革是没有时间表的历史过程。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大约经历了28年的时间。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8年至今，恰恰28年了。但是，前一个28年，中间至少包括了4年的所谓的“过渡时期”，2至3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3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以及10年的“文化革命”。也就是说，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黄金时代是非常短暂的，即1953—195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而改革这个最多只用了20余年所建立的经济制度，却已经足足花去了28年的时间，至今，改革的使命远没有完成，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预见这个改革的终结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公认的时间起点，但是却没有时间表，没有“Deadline”。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中国大历史》中写道：“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个隧道尚在被摸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它弯曲的进程。即使革命人物也会被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可以用黄先生的话比喻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走过了28年，依然处于一个历史时空隧道之中，只要没有走到这个隧道的尽头，任何评估本身一定会有极大的局限性。 2.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没有稳定参照系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前提是相对清楚的，争论不多，那就是对1949年以后建立的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制度进行改革。但是，至于如何改革，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日趋激烈，核心问题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在中国的历史上抑或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不得不选择改革的参照系。否则，不可能描绘一个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具体方位和远景。事实是，在过去的28年间，中国改革的参照系从来没有稳定过，一直在不断调整。80年代以来，前苏联、捷克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以及东亚的“四小龙”的历史经验，西方的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先后成为过中国经济改革的参照系。例如，中国的经济（工业）特区是以“四小龙”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系的，中国现行的银行体系是以美国为参照系的，中国的股票市场则包含西方国家和香港的经验，中国正在创建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明显的“福利国家”的痕迹。参照系的多变性，导致中国经济改革没有一个稳定的模式，最多不过属于一个“兼收并蓄”的改革。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每一项内容，都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曾经存在和现实存在的影子。既然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固定的和相对单纯的参照系，评判这个改革自然没有固的模式，以致确定中国改革所处的历史“方位”，都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 3.中国经济改革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自改革初期，经80年代，90年代，再到2000年以后，不论官方、学术界还是民众，对经济改革的“界定”从来没有定论，也没有达成官方所期望的“共识”。80年代，邓小平曾经在原则上提出“改革”是“革命”的论断，也就是说，改革要触及原有经济制度的深层结构。但是，经济制度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样，启动之后，产生了自身的演变逻辑，并且具有强大的惯性。例如，改革了计划价格，就意味接受市场经济供求规律，引发企业改革，最终职工的下岗都是派生的结果之一。几乎没有可能，可以任意的挑选和裁减改革的内容。改革的实践不断地超越改革已有的“界定”，如同一场战争，从“有限战争”和“平面战争”演变”到“无限战争”和“立体战争”，界定不断被突破，改革的过程已经从“指到哪，打到哪”异化到“改到哪，指到哪”。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改革初期不过是给企业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如今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质已经是“产权”的重组。中国经济改革至少在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本质是围绕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进行的“产权”重组和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评价一个不断调整和扩展“界定”的改革，自然是困难的。 4.中国经济改革没有基于一种成熟的和权威性的改革“理论”。中国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所谓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本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历史现象。但是，在中国，问题就十分复杂了。在28年的改革中，意识形态的介入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内容，既然“引入”，就很难在实际中分开其“好”的和“不好”的部分，只用“好”的部分，摈弃“坏”的部分。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因素介入之后，就发生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利弊，改革和“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后来，似乎“统一”在完善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说法上。可以肯定，只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摆脱“说法”的束缚，不断寻求得到意识形态的解释，改革就会不断重复出现不是来自改革本身引发的“危机”。 5.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摸着石头过河”观念的影响。承认中国经济改革有“设计师”，有发展战略，以及政策体系，不等于说，中国改革不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观念下进行的。但是，“摸着石头过河”又会导致很多随机和随意的后果。如同一个工程技术项目，可以有一个完整设计和施工方案。而对于一个变革性历史社会“工程”，设计几乎是奢望。人们知道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无法穷尽哪怕是主要的变量，很难实现改革的实际过程和结果要与初始的设计方案大体一致的情景。假定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总体并包含技术细节的设计方案，即“一揽子”方案，那么，人们可以有评价改革的依据，或者说设计有问题，或者说施工有问题，或者说两者都有问题。遗憾的是，这个方法对中国改革不适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