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特别是1999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对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除社会贫困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居民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居民收入格局多样化，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幅度加大、频率加快、差距拉大。199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82，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为0.459，2003年 0.461，2004年超过0.465，2005年逼近0.47。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加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波浪式”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为2.47∶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扩大到2.90∶1， 2002年扩大到3.11∶1，2005年进一步扩大到3.22∶1。如果再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1或6∶1。 2.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04年，全国人均GDP为10561元，人均GDP排名第1位的上海市为5530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24倍，而排名第31位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4215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9.9%，仅为上海的7.69%。同年，上海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6682.8元和7066.3元；贵州分别为7322元和1721.6元，贵州两项数据仅为上海的43.9%和24.4%。 3.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年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年均工资为 392元，两者绝对差距为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保险业，职工年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两者绝对差距为610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2002年，收入最高的两个行业是金融保险业（19135元）和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1911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仍然是农林业 （6398元），两者的绝对差距扩大为127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了3∶1。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电力、能源、运力的紧张日益加剧，这些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也随之加速增长。“十五”期间，这些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高于“九五”3-5个百分点。其中，金融和保险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率在20%左右。1985年，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之比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机关事业单位在中央统一规定的工资政策之外，自行发放津贴和补贴，津补贴收入占整个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单位层次级别越高，比重越大。据有关资料统计，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外收入最高与最低之比约为10∶1，实际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由于不同行业和单位的职工收入水平相差甚远，社会各阶层收入分化的现象日渐严重。 4.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加速。一是城镇内部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城镇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二是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2003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1位的上海（14867元）比居最后一位的宁夏（6530元）多8337元，是宁夏的2.3倍，而实际情况恐怕还远不如此。三是城镇相对贫困居民逐年增加。近些年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增多，城镇相对贫困居民逐年增加，2003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达到了2200万人。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影响 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如果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且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调节，就会直接或间接引发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危机。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阻碍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抑制社会总消费和有效需求，不利于扩大内需。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认为：随着人们财富的增长，他的消费欲望就渐低；不同阶层的消费倾向不同，富裕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低，贫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高。收入分配越不均衡，则社会财富就越趋向于富裕阶层，从而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人收入增长很快，其消费虽也增长，但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另一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然增高，可由于收入增长慢乃至零增长或负增长，其消费能力显然要大打折扣。目前，我国国内消费品积压与过剩，是典型的“结构性过剩”，是因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广大低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量不足的“相对过剩”。1998-2003年，我国实际消费年均增长9.2%，其中农村居民实际消费年均只增长了4.1%。消费是收入的函数，1997年之后农民收入持续缓慢增长（年均增长3.9%）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根本和直接原因。也就是说，因分配差距过大及低收入人群大，总体消费倾向小，造成了总消费需求不足。 2.受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减少。从经济运行的过程看，消费受抑制，导致商品滞销，使投资的预期边际效率低于成本，从而抑制投资需求。具体而言，收入差距导致消费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又会利用市场中的价格信号，通过产业链迅速传递到上游产业，即投资品产业中，迫使投资商迅速调整生产规模。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与投资乘数呈正相关关系，即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投资乘数变大，投资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加大：相反，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投资乘数减小，投资对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减弱。如果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不能尽快得到遏制，持续下降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这不仅会造成消费需求本身的减少，也会使增加的投资对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在公共教育资源及其分配制度一定的条件下，对教育的投资主要取决于居民的家庭收入。一般来说，居民的收入越高，所能接受的教育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则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造成居民家庭对教育投资水平差距的扩大，从而越来越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形成教育投资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良循环效应，给未来低收入群体的形成和扩大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