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几场影响广泛的争议。这些争议无一例外，都涉及国有资产的转让和定价。我认为要讨论的问题恰恰是这些争议本身，争议四起的经济根源正在于国资独特的经济性质。由于争议四起，国资转让的难度可能增加，速度可能放慢，但是国企国资怎样适应市场经济的挑战，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就消失。 三场大争议 让我们先看最近一场争议。2006年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人大小组会议上发表了“大中型国企海外上市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谈话。据权威的人民网2006年3月8日上午9∶14发出的报道，纪宝成披露“至2005年底，在海外上市的近310多家中国企业的市值已经达到了3700亿美元，……其中80％都是具有垄断性资源的优质国有企业”。然后，纪根据“这些企业均是以低市盈率在海外上市，价格比国内资本市场同类企业价格低20％以上”，宣布“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00亿美元”。报道转述纪的评论：“这个数目非常惊人！” 当然非常惊人。试想不过10年之间，中国仅在海外上市的国企就被控流失资产5000亿人民币。以金额算，这笔资产差不多相当于国资委宣布过的全部经营性国资净资产的16％。如果这笔资产没有流失并且被套现，那就至少相当于2005年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1/6！ 纪宝成的惊人之见首先引起了学者的不同意见。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宪容在第一时间提出评论：“企业上市后，机制改进了，市值增加了，却反过来说资产流失了，真是奇怪！”几天后，《香港商报》报道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回应——国资委尊重企业的决定，“到哪里去上市是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企业是自主决策的单位，我们尊重它们的决策，它感觉国际上有利，就国际有利，它认为是国内有利，那就国内有利。”同时，李荣融直言不讳：“我的观点认为还是先国外，然后国内，主要是我们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需有一些国际经验。”最后他表示，“对于国企海外上市，国资委仍持支持态度，不会收紧相关的条件。” 同一天，纪宝成发表了反驳意见。“认为企业海外上市是市场选择，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实市场经济中，海外上市的企业个别利益与社会利益会发生巨大的背离，简单采取市场自由选择，势必会产生‘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从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从社会长期利益的角度，对大规模盲目海外上市进行干预和约束就是合理的”。此外，纪宝成还提到“企业股权过度国际化带来的问题”，包括威胁“发展战略安全”、“金融安全”和“产业安全”。就此，国企海外上市不仅引发资产流失问题，甚至是无法以美元来衡量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了。 此后，卷入争议的学者、官员和大型国企负责人，他们对纪宝成的“国企海外上市导致严重资产流失”论，或赞成、补充，或批驳、纠正。国内外媒体大量报道了这场争议中各方的不同意见和论据。一家网络媒体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民意调查，在面对“你认为国企海外上市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时，认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占75％，认为“市场价格是合理的”占14％，选“说不清”的占9％。 其实，这场围绕“国企海外上市”的争议，是2005年“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是不是被贱卖”争议的继续和扩大。当年中国建设银行完成境外上市，中国银行也引入国际战略投资机构并准备到境外上市，期间有关国有银行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国有净资产的溢价水平、IPO价格以及上市后建行股价变动的含义等一系列问题，都引起过公开的争议。所有批评集中到一点，就是“银行贱卖”——“贱卖”者，国有资产流失也。 这些批评引起了央行、银监会等主管机关和中行、建行负责人以及一些学者的回应。其中，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的解释最为系统。谢平说，把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投资机构，有一个明确的、不可动摇的前提，那就是中国保持对这些银行的绝对控股权——不是51％，而是66％以上。在此前提下，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希望带来治理结构的改善，带来新的技术，带来管理和风险控制。至于是不是贱卖，要看到引进战略投资人在先，IPO上市在后，如果投资人不冒风险进来的话，IPO价格也不见得会像后来那么高，所以，不能说因为这两个交易环节存在差价，就认为是贱卖。具体说到美洲银行和建行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它出的价高于当时花旗愿意出的价，当时又没有别人出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卖。最后为什么不在国内上市，主要就是等不起，因为不知道股改什么时候完成，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加上国际上透明度的标准、监管标准对我们大股东来讲是有利的(谢平讲话是一个网络版，如果引用不准，由笔者负责)。 相比之下，2004年以后那场围绕地方国企改制的争议，反倒显得像一场茶杯里的风暴。是年夏天，郎咸平高调指控海尔、TCL和科龙等三家公司的改制和兼并重组是“侵吞国资”、“国有股权的稀释和转移”以及“瓜分国有财产的盛宴”。虽然这三家公司中的两家是“大集体制”(海尔)和“乡镇集体制”(科龙)的企业，但这并不妨碍郎咸平把问题升格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并主张“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甚至“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