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效政府对于构建“节约型社会”不可或缺 在能源紧缺的世界大环境下，尤其是在屡现能源危机的我国，构筑“节约型社会”对于增强国民节能意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证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把石油、煤炭、水、植被等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源称之为“显性资源”的话，那么在提倡构建“节约型社会”的今天，一些“隐性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何谓“隐性资源”？我们不妨把那些因其多数情况下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潜能而无法为人们直接“触摸”，但同“显性资源”一样能够为社会带来各种影响的无形资源称为“隐性资源”。同“显性资源”中的某些能够直接为人类带来利益获取的资源一样，“隐性资源”中同样存在一些取之即能为社会带来福音的“正资源”，譬如爱心、道德；而与此同时，“隐性资源”中也包括一些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负资源”，譬如仇恨、颓废。除此之外，其实大多数的“隐性资源”并非善恶两边、是非分明，它们能否为人类带来利好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去运用它们。譬如权力，权力作为一种典型的“隐性资源”，如果能够合理、科学地分配和运用，将会转化成为巨大的生产力，从而给人类文明带来无与伦比的推动力；但一旦被非合理的安排与滥用，则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负作用力，在极大程度上阻碍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暗合了马克思关于物质与意识以及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分析。而“权力”只不过是大多数以“隐性资源”形式存在的“政治资源”冰山之一角。 政府的产生源自人们对管理社会事务的需求，而政府手中的政治资源便是人们赋予它的用来管理社会事务的工具。政府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发挥它对社会的管理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日益繁杂的社会事务，政府规模逐渐扩大，其对社会的影响也反映在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政府在政治资源占有上的天然优势，使得它在对社会的影响上有着任何其它组织不可比拟的影响力。一个高效的政府可以为社会提供高效的服务，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高效；而政府组织制度不完善、权力分配不当、决策不合理等会引起“政治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而导致“显性资源”的最终流失。倡建“节约型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加强人们节约能源的意识，以使我国能够在资源争夺白热化的国际大环境中取得自身发展的更大韧性。由于政府在整个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它的行为将直接影响着构建“节约型社会”的成败。要在最大程度上提高社会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就必须提高政府效率、节约政府的运行成本。构建完整意义上的“节约型社会”，离不开政府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政府运行成本的节约应该是“节约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政府管理存在的效率问题 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效政府”——能够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一起构成一个复合的组织结构，与公民一起协作生产，不仅计算政府方面的直接成本，还需要兼顾公民方面获得的收益以及因此而付出的成本，通过政府与公民协作生产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共同努力，从而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① 但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职能的不断扩张，传统行政模式的低效日益为社会公众及理论界所诟病。里根总统就曾说过：“政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克林顿似乎委婉一些，“政府官员都是好人，但他们囹圄于不好的政府制度。”② 下面，我们将以两个重要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为工具，来审视一下在我国政府管理中所存在的效率问题。 （一）我国公共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政府责任缺失。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来分析，现代国家的民众、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关系是这样的：民众将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机构又将权力分配给有关政府部门，最终由不同部门的具体官员来负责实施。在这种层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民众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所有者，而官员则是公共权力的最终行使者。即，民众在国家中充当着委托人的角色，政府及其官员则作为民众的代理人而行使公共权力，并理应努力实现民众的利益最大化。但是，民众因自身的“有限理性”而不能完全知晓政府的具体行为。与此同时，政府是由一个个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在政治生活中，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来选择个人行为。因此，在公众利益与自身利益面前，政府官员往往会选择自身利益而舍弃公众利益，从而导致政府责任缺失，也最终违背了民众将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行使的初衷。显然，这样的政府越有效率就离民众越远，就越是一种“权力资源”的浪费。 政策执行不力。“与公司中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现象相比，公共政策领域也存在两权分离现象，即政策的制定权和执行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分离的。”③ 除政策制定不完备的原因外，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也会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因为，在政策执行体制中，执行机关比制定机关更了解实施政策所需要的资源、政策执行的效果以及从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正是借助这种信息上的优势，当政策对利益的调整不利于执行机关时，执行机关就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消极执行既定政策，或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并且严重影响制定机关的政策评估和完善工作，使政策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显然，这种政策执行上的不力，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