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疑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从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到26日张学良亲送蒋回到南京，短短两周，此一事件引起当时中外空前的关注。回顾历史，此一事变亦标示着国民政府对内与外交政策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国民政府转而与中共合作，对抗日本的侵略。 直至今日，对于西安事变的相关研究，可说是汗牛充栋。基本上，大多数海外与台湾的学者认为，促成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共倡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造成的结果；中共自1930年代以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争取在陕甘地区担任剿共任务的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以及杨虎城所部第十七路军，作为整个工作的重点，最终促使张、杨两人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①至于整个事件如何在最后获得和平解决，并促成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再次合作以对抗日本侵华，至今各方的说法依然莫衷一是。中国内地官方与学界向来所持的一种看法是，中共中央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以及其对张、杨等人的影响力，成为整个事件最后顺利落幕的最关键因素；而在此一过程中，代表中共前往西安参与谈判的周恩来，扮演一枢纽的角色。② 而过去台湾史学界对于此一事件和平落幕的看法，则多援引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说法，强调张学良是因为读了蒋介石的日记后，体认到委员长“安内攘外”的苦心，因而决定释放蒋，并愿意陪同他回到南京“负荆请罪”。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西安是否曾会见周恩来，是否与中共进行谈判，乃至于蒋本人在心态上对于事件的处理，究竟如何转变，则甚少着墨。③ 根据宋美龄的侄子宋仲虎所言，宋美龄生前从不承认曾在西安和中共方面有任何接触。至于事变主角之一的张学良，生前曾著有《西安事变忏悔录》，其口述历史和日记也已于200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对外开放。但在这些文件里，张本人对于此一事件的看法，并不出过去吾人已理解的说辞，对于吾人了解当时事变的发生、转折与落幕，似乎并无太多助益。 2004年4月，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后人，决定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文件全部对外开放。由于宋乃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曾两次自南京飞往西安营救蒋介石，并与张、杨、周等人进行谈判，因此新近开放的《宋子文档案》里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关文件记录，对此事件的过程与转折，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与讯息。 本文以胡佛档案馆所保存的《宋子文档案》里，宋子文对该事变所留下的日记及其他相关资料，来观察西安事变，希望提出一些初步的了解与看法，期望对此一重大事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厘清。 《宋子文档案》里的《西安事变日记》 历史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孤证不立”的法则，也就是说，对于单一方面的史料与说词，必须谨慎以对，不能完全尽信。然而，当与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诸多“孤证”，逐渐一一公之于世，则必然能麴对于该事件历史原貌的重建，有所助益。《宋子文档案》里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正是了解此一事件的重要史料。 严格说来，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事实上是由两份文件所构成，一是宋子文本人于1936年12月20日抵达西安起，至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6天之间两次进出西安的日记，原稿以英文写成，日记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名和术语，则特别以中文标出。另一部分则是一份有关西安事变的日志，时间从12月13日起到12月27日为止，亦以英文写成，原文没有署名，但据宋子文外孙冯英祥(Michael Feng)先生指出，此日志的作者为当时亦随往西安的宋子文秘书陈康齐(H.C Chun)④。宋子文的日记提供了许多当时发生在西安的第一手讯息，不但厘清了事件本身的一些历史细节与谜团，也对过去海峡两岸相关著作中的一些说词，做出了呼应与印证。而随同前往西安的陈康齐，虽未曾直接参与事变的谈判与解决，但以一个近距离旁观者的角色而言，他的日志仍提供相当有价值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就厘清西安事变的相关历史细节而言，宋子文日记里的内容至少在四个方面，为过去论述的不足或分歧，提供了新的佐证与解答。 首先是蒋介石本人，对于如何解决此一事变的态度，其在立场上转折，宋子文确实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过去作品曾指出蒋在被张软禁之后，极端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也不愿与张学良谈话。⑤根据宋日记所言，当蒋介石于12月20日在西安见到了宋子文，情感流露而曾痛哭流涕，但是蒋的立场依然是相当强硬。他告诉宋，绝不在胁迫屈辱下，接受张学良所提出的任何条件，蒋并指出“军事解决”才是唯一之途。⑥但是宋当场明白告诉蒋，军事上的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的安全，更实际一点来看，即便西安顺利为政府军所占，张、杨的部队依然可以向西撤往与中共接壤的地区，继续活动，而国家却将因此陷入分裂，内战四起，生民塗炭，当非蒋所愿。宋子文因而提出改以“政治手段”来解决此一事变。⑦蒋介石当时的立即反应为何，宋的日记里并未特别指明，但张学良当天稍后告诉宋子文，称蒋的态度已有转变，较为通情达理。⑧可见宋子文的说服已起了一定的效果，并成为日后蒋介石同意接受张学良与中共方面所提条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