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6)05-0109-04 目前，关于红军长征许多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进展，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本文拟对以下的两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红军长征前和长征中是否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问题 过去许多党史论著在谈到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时，都持“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根据地和红军”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这是把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混为一谈，没有完全搞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各自独立的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创建较早而陕北苏区形成则较晚。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但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却并不知晓。 国民革命失败以后，陕西的共产党组织于1927年10月发动了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8年春，又发动了渭华起义，开创了在西北地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历史。同年7月～8月间，中共陕西省委任命刘志丹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广良为军委委员到陕北创建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根据地，经过艰难曲折，1931年7月，组建了第一支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创造北方苏区的任务后，中共陕西省委即着手组建陕甘游击队。1932年1月上旬，南梁游击队和到达南梁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同年2月，这支部队又扩大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党中央还命名红军的番号为第二十六军，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建立北方苏区的问题。陕西省委派省委书记杜衡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研究陕西工作时，会议重申了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委任杜衡为军政委，派曾长清来陕接任杜衡所担任的省委的工作。 1932年8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12月，陕西省委决定正式组成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任政委，并建立了以陕西耀县西北部的照金为中心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和1个骑兵团，并开始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根据地。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边金山任副主席，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根据地初步建成。 从当时中共中央发给陕西省委的若干指示、决定和陕西省委的报告中，我们可知，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是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情况的。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陕甘边苏区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是年底，陕西省委曾派省委秘书长贾拓夫去江西瑞金出席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1日召开）。贾拓夫到瑞金以后，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陕西省委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会后，贾拓夫留在中央苏区，后随同红军长征。 陕北为西北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就其苏区的形成和正规军的建立来说，则是最晚的。1932年3月，刘善忠、高朗亭领导组织了中国王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陕北苏区游击战争从此开始。在这之后，红军，游击队相继组建，农村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普遍成立。1935年1月，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杨斑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朱子休任参谋长，下辖3个团。同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标志着陕北省苏维埃根据地初步建成。这期间，中共中央一直在长征路上，与西北党组织毫无联系。贾拓夫曾对张秀山讲过：“长征途中，中央并不知道陕北的情况，毛主席问他时，他只告诉了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1] 1935年2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建议，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在赤源县（今子长县境内）联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特委和两个根据地党、红军和游击队。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领导关系的不同（陕甘边区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北省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以及地域上的隔绝，此时，两块根据地仍未连成一片。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主动出击，牵制敌人。4月24日，首先在横山寺歼敌一个精锐连。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合。接着，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两军协同攻克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等6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遂连成一片，统一的西北苏区基本形成。 中共中央在川西北形成的两个文件，证明此时中共中央知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仍在坚持斗争。1935年 8月5日，党中央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就曾提到：由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2]527。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尔盖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也指出：为了实现两河口会议提出的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要求我们的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的；甘陕地区对于我们不论目前与将来的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在政治上的理由是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地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2]543-5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