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存在着一股“全盘西化思潮”，胡适是这股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这大概已成为人们的共识。80年代文化热兴起以来，学术界发表了不少批判“全盘西化思潮”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批判对象无一例外是胡适。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似乎已成为定论。但事实究竟如何，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主张 胡适出道并成名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1917年胡适在他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上海东亚图书馆以英名刊行，1983年12月上海学林出版社以中文出版，易名《先秦名学史》)中，就明确反对用西方所谓“新文化”来全盘取代中国的“旧文化”。他指出：“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全然替代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当时在文化上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而是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是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从而“成功的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自己的文化精华结合起来”，“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为此，他就中西哲学的结合问题提出了三点具体主张。其一，使中国哲学“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本来的地位”；其二，使非儒学派得到恢复，“因为在这些学派中渴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址。……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视了的本国的学派”；其三，“用现代(西方)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哲学去解释现代(西方)哲学，这样，也就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① 不久，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继续坚持了上述主张。他指出，今日的哲学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二是西方的哲学学说。中国所面临就是中西这两大哲学系统的“互相接触、互相影响”，有可能也应该通过对中西哲学之精华的吸取、融会，建立起一种“中国的新哲学”，“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② 胡适这种结合中西哲学的主张连表面上反对调和而实质上主张“中体西用”的梁漱溟都认为太过分了。他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绪论”中写道：“胡先生这样将东方与西洋两派相提并论，同样尊重的说法，实在太客套了。”③ 因此，那种认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是针对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而发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最能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是1919年他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此文开宗明义就把“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作为“再造文明”的前提条件提了出来，这反映了他既要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文化(“输入学理”)，又要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再造文明”)的思想和主张。而且在实践上他也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的，在大力介绍和提倡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同时，在整理国故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他的《红楼梦》考证及其结论——《红楼梦》系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打破了旧红学的那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迷学，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其主要观点和理论支配红学研究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了“新红学”的重要范式。他对《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古典小说和历史典籍的考证，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澄清了许多前人的疑误，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精辟见解。他整理国故所使用的方法，即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十字法则”，也不是对杜威实用主义方法的简单搬用，而是实用主义方法、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和中国传统方法特别是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相沟通结合的产物。唯其如此，它才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书中便指出：“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已看到清代考证学自嘉、道以来便面临种种技术崩溃的内在危机，旧典范虽屡经修正而终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变异’，经过这一长期的发展，最后才有新典范的脱囊而出。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决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胡适本人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也说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前者体现于戴震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的“八字”精神之中，后者表现为清代学者对于考据求证的重视。④ 故此，胡适再三强调，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 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胡适的“全盘西化”主要表现为“全盘性的反传统”。如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在他的成名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它的“直接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源的特定性质，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正是由于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的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的一切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基于上述认识，林教授分别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要倡导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表现与实质，认为“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⑤ 林教授的这本书问世并译成中文后，立即以它标题的醒目、见解的新颖而获得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此书的主要观点——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和胡适是“全盘西化”的反传统主义者——也为不少学人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