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是指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至1946年6月国共双方暂时停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中,这个阶段的情况特别复杂:矛盾涉及国际国内方方面面;事态发展充满变数和未知数,而且急剧地变化着,常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情,双方都在摸索着前进,多次变更原定的决策和部署;国民党军队在进攻初期拥有显然优势,咄咄逼人地向前推进,共产党军队虽已先入东北,但环境陌生,立足未稳,又受到种种限制,处境十分艰难。经过九个月的较量,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终于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形成双方相互对峙、此长彼消的格局,为下一阶段扭转整个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个阶段情况极端复杂,许多问题无论当时或以后,包括一些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人中间,都常存在争议。这些争论的发生,往往是因为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或者没有足够估计当时东北环境的异常复杂和迅速变动带来的影响。本文试图粗略地考察和探讨这个阶段东北局势是怎样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一、抗战胜利前夜国共双方对东北问题的设想 中国有句老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情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事先能不能有正确的预见和准备。 日本那样快宣布投降,对国共两党来说多少都有点意外,但总的趋势在1945年上半年已能感觉到了。那时相继召开的国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东北在战后全局中的地位以及相应对策,两党的态度有相当大的不同。 中国共产党将东北问题看作战后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把极大的注意力投向这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① 10天后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分量说得更重:“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② 这是一个战略大思路。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甚至一度设想要争取“独占东北”,就是循着这条思路而来的。 国民党和蒋介石对战后的设想,着力点首先放在关内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上,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战前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被他们视为命根所系。在国民党六大上,蒋介石有六次讲话,没有一次谈到东北问题。③ 这多少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关注重点在关内,尤其是江浙地区,还不在东北。 当然,东北不会完全置于国民党视野之外。对东北问题,国民党怎样打算?这就得说到美、英、苏三国在1945年2月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它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作战,条件包括苏联取得在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的特权,并提出“中国保留在东北主权之完整”。这个协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当时都毫不知晓。6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才通知赫尔利大使将协定条款正式告知蒋介石。根据雅尔塔协定的要求,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换文和所附各项协定中,除确认雅尔塔协定规定的苏联在华各项特权外,并在《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中写道:“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④ 也就是说,苏联在进军中国东北时控制的地区只能够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不能交给别人。据杜聿明回忆:蒋介石那时“幻想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⑤。这以前不久,蒋介石对将要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说:“俄国对中国与中共之政策与行动所表现之事实,证明只要美国对华政策坚定,则其决不敢对中国甘冒不韪,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或接济武器。”⑥ 此外,蒋介石曾要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主持草拟一个《东北复员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只是简单地规定方方面面的接收办法,其实无异一纸空文。⑦ 1945年春,“中央党部临时成立一个对外不公开的东北党务高级干部会议,由吴铁城(引者注: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⑧)和陈立夫(组织部长)召集。”个把月吃饭一次,“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好谈”。⑨ 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东北的地位,在国共两党心目中相差悬殊。在共产党方面,已富有远见地把建立东北根据地看作战略重点,将它视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基础,全力争取,甚至认为即令为此“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也在所不惜;在国民党方面,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东北的重要性,但相对而言,他们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关内,而且以为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对东北工作并没有认真的研究和部署。这两种不同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出战后国共两党在东北的较量会怎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