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深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有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校史著作中，① 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该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倾向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和遮蔽了另外相当一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② 不过，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文在杨、王等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侧重探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限于篇幅与资料，本文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来自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③ 将党务带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④ 至于三青团在联大的组织活动，本文仅兼带论及，其详细情形留待另文探讨。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国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入大学校园，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⑤ 1926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教育行政大会，会议议决学校教职员和教育机关人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在广东推行党化教育。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党化教育和加入国民党为荣。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路线政策亦相应改弦更张，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与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妇女部一起被取消，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渐由支持转向反对；对青年学生之加入国民党，亦由鼓励转为限制。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会议提出的《学生自治条例案》中，删除了先前由大学院起草的《学生团体组织大纲草案》中关于国民党可在学校设置区分部的条文；会议还议决废止“党化教育”名称，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不过，“党化教育”的名称虽改，党化教育的理念仍存。南京国民政府另颁《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要求各级学校开设党义课程。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特设党义教育科，掌理各级学校党义教育事宜，并对各级学校党义教师的资格加以检定。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应付国难，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由着重党义灌输、思想控制，逐渐转向民族自信心与国家向心力的培养。1932年教育部修订各级学校课程标准时，将“党义科”改名为“公民科”。试图将党的主义，融合和渗透于“公民”教材之中，意在淡化党化教育刻板僵化的负面形象。⑥ 战前党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国民党“四大”曾检讨说：“中央年来厉行党义教育，国内大中小学均有党义教育课程之设置，惟综其结果，不但成效难收，反使一般学生感觉三民主义之空虚枯燥与毫无意义。”⑦ 社会舆论亦认为，训政初期的党化教育，实际上完全失败。⑧ 据统计，战前大学党义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平均约为1∶900。有的大学甚至没有专任的党义教师。即使有党义教师的大学，其党义教师的处境亦十分尴尬，因被视为国民党派来宣传主义的，经常遭到学生的轰赶。⑨“党义教师的地位，连担任自修课的教员都不如。”⑩ 1939年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之际，即痛陈大学党义教育流于形式，“各校所教，内容不一，思想更不一致，更有大学根本就没有党义教员，只在学生毕业时，交一篇党义的论文，便算敷衍了事。”(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