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颇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北大文科讲师崔适当月赋诗志庆，其中一首说：“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餱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① 梁启超也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② 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居然”一词，特别能表述时人那种不战而胜的意外惊喜。 曾因鼓吹参战而被政敌诟骂的梁启超并不特别分享这“熙如春酿”的陶醉状态，他相当精辟地指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③ 换言之，敌国被他人打败未必即中国真正战胜。但朝野放假欢庆的场面是实在的，很多人显然是真正地兴奋起来了。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还记得那时“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④ 胡适就是其中一位参加讲演的名流，他有着与许德珩相似的记忆。胡适说，当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他自己也是那些狂热者中间的一个。⑤ 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如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绝望的后果则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⑥ 在胡适看来，“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学生的行动固然是因为“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但“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⑦ 两位北大师生共同指出了兴奋或乐观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也同样使用了“奢望”一词来指陈那狂热甚至疯狂情绪背后的期盼。尽管那时一般人很少看到青年的“信心”，胡适对那一系列活动的回忆在细节上也稍有小误，但他事后的分析是有所见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不会那样强烈。 对北伐前的民国而言，五四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过去较多注重“五四”带来的变化，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各界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揭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面相。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由外及内的倾向，朝野新旧共同感觉到世界新潮流排山倒海般激荡而来，“过激主义”的流行伴随着上层知识精英的激进，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失败，学生作为一个社群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兴起，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⑧ 本文侧重考察当时的读书人群体，拟采“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希望如陈寅恪所云，在研求史料文本时“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⑨ 即不仅写实，亦兼写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时，更从情绪和心态视角撷取时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带有倾向性而又往往为我们既存史学言说所忽略的面相，试呈现史事神韵之一二，⑩ 期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 一 公理战胜的乐观 前引梁启超使用的“普天同庆”一语，相当传神地表述出大战结束后北京的欢庆场面。陈独秀眼中“万种欢愉”的场面是“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11) 北大学生张厚载看到“连日各方面欢呼庆祝，一片歌舞承平之声浪”；他自己“躬逢其盛”，也感到“莫大之光荣”。(12) 而且这是一次民间推动、政府主导并与民间热情及时互动的庆贺活动。从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京中各校放假庆祝，由半天而延长到数天；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落人后，在总统府开大会庆祝，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13) 先是世界性的欧战协济会发起全球募捐，以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并请中国参与。中国方面旋即由“有势力之中国士夫”组成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以协和医学校的顾林(Roger S.Greene，中文名又作顾临)为会长。其《劝捐缘起》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且于和会时讨论关于中国所有利益问题，亦足以增加其民族代表之尊严”；故不仅乐善好施所当为，“中国为自谋起见，亦应慷慨输将”，对此捐助“倍加尽力”。(14) 在顾林和基督教青年会步济时(John S.Burgess)的具体推动下，北京学界定于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举行游街大会，“以助欧战协济会庆典”。这一本是捐款的行为实际变成中国方面庆祝战胜的一项活动，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教育总长特允各公立学校放假半天以参加游街会，并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高台，供检阅和演讲之用。而北大主动将放假时间延长为一整天，要求学生与会时“一律身着乙种礼服(袍子马褂)，以示整齐”。(15) 由于会议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北大决定延长停课，“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两天。故15日和16日两天，北大在天安门外单独举行了演讲大会。校长蔡元培两日均有演讲，而文理科学长等教授也都有演讲。据胡适的回忆，“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由于演讲“大受听者欢迎”，北大进而决定利用政府和教育部当月28—30日举行庆典的机会，再次停课三天，参加中央公园举行第二次演讲大会，各科教职员和学生均可加入演讲。(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