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3 —0067—11 一、序言 一直以来，有关国民参政会（1938—1948）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将其理解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并进而阐明其在中国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般认为，国民参政会直接源于庐山谈话会与国防参议会，[1—3] 这也许是过于依赖当时参与者回忆的结果，因为参与者在讲述那段历史时，称国防参议会“改名”或“扩展”为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参政会的胚胎”。[4—6] 但是笔者认为，对国共合作这一短期“事件”的过分强调，会使我们忽略国民参政会在中长期的“局面与结构”的持续上所产生的更深层次的影响，这就是民间社会对组建民意机关的强烈要求。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认为国民参政会在代表构成和民意集结的方式上，是对20世纪20年代国民会议方式的继承，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而产生的。 国民会议是1920年由民间职业团体提出的依照职业代表制形成民意机关，并通过这种民意机关建立宪政国家的一种方案。[7—8] 在历经各种曲折后，国民会议于1931年5月通过全国职业选举，由南京国民政府召集。这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独裁相对立的，以民间团体为中心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和试图将训政权依照国民民意正当化并与国民党的现实需要相吻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国家权力试图将一党独裁的训政体制正当化的要求，和与之相对立的民间社会要求实现超越党治与训政、广泛反映各阶层国民利害关系的宪政体制要求相互竞争与彼此妥协的结果。[9] 笔者在本文中主要关注民间职业团体得到国家与民间社会认可的事实，并试图从中重新理解国民参政会的诞生过程。这是因为，民间职业团体得到社会认可的事实，使民间团体在训政独裁下成为30年代宪政运动动力过程中重要的政治社会桥头堡。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民间社会呼吁只有集结广泛的民意与民力才能取得抗日胜利的呼声与主张尽快成立民意代表机关的舆论日渐沸腾，其中一派是主张早日结束训政、建立宪政民意机关的“宪政论民主运动”，另一派则是主张从现实上承认国民党训政的事实，认为即使在训政期，只要有民意机关，也可以有效地集结民意和民力的“训政论民主运动”。国民救国会议的召集正是后者的代表。 笔者在本文中将训政期民意机关的设立称为“训政论民主运动”，试图将其理解为南京政府时期民主探索的途径之一。而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以宪政论为中心，从思想史的视角来阐释民主与独裁的争论，或者只关注所谓第三党派的形成及宪政运动，往往忽视了民间职业团体的民意机关设立运动。[10—14] 最近关于专门职业团体（律师、医生、新闻记者）社会政治活动的研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但在此研究中并未提及职业代表制或民意机关的设立问题。[15] 也有研究认为，20年代的国民会议运动因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而得以继承，但并未具体说明二者是如何建立联系的。[16—17] 因此，笔者将在文中阐明，国民会议实际上为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国民参政会埋下了伏笔。为了完成上述论证，本文将首先考察民间社会集结抗日民意与民主民意的方式与结构，然后对在民间社会舆论与国民党训政体制相互竞争与妥协过程中国民参政会的产生过程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国民会议式职业代表制理论。 二、民间社会的抗日民意与建立统一政府的要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民间社会在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的同时，还提出了建立统一政府一致抗日的要求。当年5月，因为在国民会议问题上的分歧，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非常会议与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形成对峙，正是在这种分裂状态下，中国遭受了日本的侵略，因此对日抗战与建立统一政府成为当时必须直面的不可分割的问题。 根据当时人的看法，中国人对日军侵略的抗日反应可以分为学界、法团、义勇军和军人，而民间社会的抗日运动主要以学界和法团为中心展开。[18] 在北平，事变发生两天后，各县市商会代表致电全国国民，敦促民众做政府的后盾，共赴国难。其后还组织了由250余个团体的代表和20余万市民参加的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发表了要求立即建立统一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宣言，并以此市民大会为基础，组成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18]947—956 上海也以类似的方式和渠道集结了抗日民意。9月26日上海召开了由800余个团体的代表和20余万市民参加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督促蒋介石武装抗日，要求分裂的国民党摒弃私见，一致对外。[18]990 南京也于9月23日召开了由20余万群众参加的首都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抗议国民党政府向列强求乞、依靠国际联盟的不抵抗主义外交政策，敦促政府对日宣战。[19]90 天津、太原、济南、开封、杭州、汉口、长沙、南昌、安庆、重庆、昆明、广州、福州等城市也纷纷召开各界团体联合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并组织抗日救国会。 形成以上这些以地区为单位的抗日救国会的基础是各行业法团的救国会。以工界为例，上海市各行业的工人开展反日罢工，成立各行业工人抗日救国会，并以此为基础召开上海市工界代表大会，成立上海市工界抗日救国会。[19]124—127 商界、文教界、报界、妇女界、学界也开展了类似活动，其中以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等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最为突出。[18]986 —987 以这些法团及法团联合会为中心的抗日救国会，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一致抗日，致力于要求通过民主改革、实现统一的事实，体现了各法团没有完全停留在国民党统制下的现实。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等呼吁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蒋抗日”不同，这些法团和各界抗日救国会采取了“促蒋抗日”的立场，因而民主化的要求也更加迫切。王造时等批判党治剥夺人民的权利、压制真正的民意，要求集中各方人才，组建国防政府。[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