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62（2006 ）03—0061—09 1929年6月1日，刚取得全国政权不久的中国国民党，为其精神领袖孙中山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奉安大典”。这次典礼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帝王的奉安大典，也不同于近代以来的新式国葬，而是一次独特的“党葬”大典。这次典礼留下的资料异常丰富，可谓现代仪式政治的典型案例。① 对此，国内学界除了一些介绍性的文字之外，至今尚无深入的学术探讨，以至于连其性质尚未弄清。② 本文试从仪式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对这场典礼作一“深描”（deep description），在呈现其盛况的同时，着重揭示典礼背后的组织性权力结构、宣传话语和手段，并兼及社会各方的反应，由此展现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剧的绚丽外观和独特内涵。 一、名分：“国葬”还是“党葬”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遗嘱葬于南京紫金山麓。作为各方公认的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同时又是致力于推翻现行民国政权、再造一个崭新国家的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的历史形象和现实身份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他死亡的时间和地点又很特殊：不是死于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之时，而是死于国家分裂、政治动荡之际；不是死在自己的根据地，而是在斗争中死于政治对手的势力范围。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的葬礼于是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也成为政治斗争的领域之一。 进入民国，最高规格的葬礼即国葬。北京的国会于1916年12月制定了《国葬法》，其中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殊勋于国家者，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或国会之议决，准予举行国葬典礼。已经私葬者亦得依前项之规定补行国葬典礼。”[1] 1917年4月，北京政府分别为蔡锷和黄兴举行了国葬典礼。[2]171 就在逝世前三个多月，孙中山自己也曾以南方政府元首的身份，为南方政府重要成员伍廷芳颁发了国葬令。1924年12月，伍廷芳国葬典礼在广州举行，孙中山派胡汉民代表自己致祭、宣读祭文。[3]478—479 黄兴、蔡锷、伍廷芳都享受了国葬荣典，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当然更有资格享受国葬殊荣。出于崇德报功的考虑，由国民党籍议员彭养光动议，北京的非常国会于1925年3月14日通过如下决议：“本会议依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本日议决，前大总统孙文有殊勋于国家，准予举行国葬典礼，特闻。”[4] 该决议由非常国会通电全国，并通告孙中山家属。 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却在孙中山的葬仪问题上颇费踌躇。非常国会国葬孙中山的决议并未通知段祺瑞府，因为当时段政府尚为临时政府性质，国会与政府的关系尚未重新理顺，这次召开的非常会议“尚未与执政府发生直接关系”。[5]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广东方面尚有大元帅府，与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处于对立位置，其领袖正是孙中山。对此，当时舆论看得很清楚：“执政府对孙，当然拟用国葬。按国葬法为中华民国十四年来国会所制定之唯一法律，孙者亦国葬，则并蔡锷、黄兴为三人矣。唯国民党方面以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是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故对于此层，尚待考虑。而执政府之未下国葬令者矣以此。”[6] 经过一番考虑，段祺瑞执政府终于在3月17日议决为孙中山举行国葬。[7] 国民党内部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赞成国葬。上海国民党致电北京的临时治丧处，主张国葬。[8] 1927年3月下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致函各地国民党人，提出最近之重要工作七项，其中第一项就是“主张隆重的国葬国民革命领袖、开国元勋、吾党总理”。[9] 一是反对接受临时执政府的国葬。唐绍仪、章炳麟联名致电北京孙中山行辕，主张暂缓国葬：“孙公逝世，论功本应国葬。惟现在未有正式政府，正式国会，此事无法可循，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始受命令，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5] 北京的临时治丧处还接到上海、广东等地国民党人发来的十余件函电，都主张拒绝段祺瑞政府的“国葬”。[10] 更有一部分国民党人提出“党葬”主张，并且认为国民方面如果念中山之勋劳欲举行“国葬”，则可与“党葬”同时举行。[11] 对于国民党来说，是否接受现行民国政权颁授的“国葬”，不仅如时人所说的那样关系到名分问题和政治立场，还与实际的政治运行有着密切联系。孙中山毕竟是开创中国现代历史的伟人之一，其身后丧事并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交待，而是关系到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型构和国民党政治资源的积累。说到底，掌握孙中山身后丧事的操办权，其实就是掌握了一种文化权力。国民党人自然不愿看到此种权力落入自己的政敌之手。就此而言，“党葬”名义可谓非常贴切。不过当时国民党尚居于广东一隅，且内部矛盾重重，组织涣散，“党葬”孙中山的条件尚未具备。 因此，国民党人回避了“国葬”的名义，为孙中山举办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治丧活动，并在悼念中融入自己的政治宣传，借机推广国民革命的政治理念。1925年3月19日，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移灵时送葬者逾12万人，沿途有国民党员高呼“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社稷坛灵堂遍悬孙中山的言辞，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救国”、“恢复国际平等”、“提倡国家自由”、“有志竟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国民党人并用留声机播放孙中山的演讲录音，吴稚晖还在现场演说孙中山的生平历史。[12] 这种布置加上庄严肃穆的公祭礼仪，造成一种弥漫全场的革命气氛，极富感染力。3月24日至4月1日，各界吊唁来宾签名者达746823人，前往公祭的机关、团体1254个。[13] 未登记签名者不可胜数。 这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不啻于在北京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其余各地举行的悼念活动类皆相似。通过这些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国民党人既表达了对孙中山的追悼，更借机宣传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