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在随后的几年内得到迅速发展，并且通过军事上的北伐，完成形式上的统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但仅仅统治中国大陆22年，就在与中共的竞逐中惨败，退居台湾。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其中王奇生通过对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研究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的独裁政党，这样的政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其最后的惨败在于他面对的是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共。① 王奇生的研究侧重于对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研究，主要从国民党组织层面揭示出其在国共两党的几十年的角力中失败的原因。其实在两党的竞逐中，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层面始终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这也是其惨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胡汉民说的那样，“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②，所以本文试图探讨国民党意识形态上处于劣势的原因以及对国共之争的具体影响。 一 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式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③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维护与开发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相对与组织形态的有形似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强大的凝聚和动员功能对于一个政党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在政党组织内具有强大的笼罩每个党员的号召和凝聚功能，另一方面其对于整个社会的整合与动员能力具有很强的弥散性，所以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的竞逐中意识形态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国民党始终处于一种明显的劣势，一方面表现在对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失望和不自信，另一方面是对于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恐惧。那么这种劣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三民主义先天的缺陷 从三民主义自身来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共的意识形态相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功能是非常低层次的，三民主义主要是一种政纲，主要内容集中在社会政治秩序的设计上（当然三民主义也提出大同世界这样的终极理想，但是很少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得到体现），三民主义没有像共产主义那样的最高纲领和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终极关怀意识极其淡薄，无法满足一般党员和群众持续的信仰要求，一旦三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目标实现了最初近的目标后，其组织动员功能就难免散失，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执政后即开始失去意识形态号召力，党内流于利益之争的根本原因。加上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借助于政治力量推行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和核心的新传统主义，外加灌输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从内容到方式上开始颠覆三民主义，这样不但没有能够满足自身的意识形态在终极关怀层面的需求，弥补三民主义的缺陷，反而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弱化了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说从根本上来看，三民主义本身就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势。 1924年国民党改组，孙中山学习苏俄共产党，试图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开放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但是由于其改组并非全盘俄化，而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国共两党同是师法苏俄共产党，但是在师法苏俄共产党上两者又有不同。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张之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却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与此相反，中共师俄所学到的则是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结合国情予以许多修正，但是其功能却得到进一步加强。所以说国民党不仅在组织形态上无法与中共相比，而且从一开始与中共的意识形态竞争更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二）内部分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分裂 1925年孙中山去世，由于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唯一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奇里斯玛”型权威，其死后党内无人能真正代替他以前在意识形态层面所起的符号象征作用。不但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出现了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政治派别争夺党统，各自有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党内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宣传开始出现分裂。同是一个三民主义，在不同派系那里分别有各自的一套体系。最早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和一系列演讲，主要是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观点；紧接着，是代表左派观点的甘乃光的《孙文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及《孙文主义大纲》；其后，有再造派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连环性》、改组派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蒋介石的《国父遗教概要》等等陆续出版。各派别根据自己的需要，使三民主义时而孔学化，时而法西斯化，时而民主主义化，时而专制主义化，经过各种各样的调整和解释后，三民主义变成一个缺乏基本内涵，在宣传和实际政策上有很大随意性的一些口号的堆积。这种各取所需的诠释方法彻底破坏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结构完整性。所以说作为第一代魅力型权威的孙中山去世后，党内的意识形态分裂和多元化实际上也削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功能。 长期的内部分化使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组合。1928年改组派在分析国民党的形势时提到：“就党方面来说，支离不可名言，——党至今日，中央陷于飘摇的局面，而各个党员都由悲观绝望各个只顾个人的生存，不遑顾及党的生存。或者以个人主义为结合，或者以地方主义为结合。一言以蔽之，这种结合都以目前的利害为结合，并非根据于党的主义和政策。”④ 从中可见国民党的支离破碎，无法实现强有力的凝聚，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联系国民党的实际，总结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只有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关系。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