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3—0054—08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和军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工作研究不够深入，对这一重要历史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位和结论。史学界传统的观点是：大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工农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留下深刻的教训。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均持这种观点。尽管这个观点是史学界公认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完整和全面。其一，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以工农运动为中心的前提下，始终没有放弃军事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某些特定阶段和区域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二，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并不能代表全党同志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其三，以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党的各级领导人，对军事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实践中有力地抵制了陈独秀“只作宣传不当军官”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理论、军事人才培养和储备、军事实践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卓然的成就。 对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研究的相对滞后，已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许多党史和军史工作者，视这一段历史为“禁区”、“畏途”，不敢大胆介入，提出新观点怕难以发表，难以得到史学界的认可。因此仅有的研究成果也都是从总结“教训”这个角度阐发。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业绩与成就，众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方面的巨大历史贡献，没有得到承认和广泛的宣传，其历史地位没有得到确认，使党的军事运动史在这里留下了一段“空白”。加强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确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的历史地位，是我们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确立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运动历史地位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把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危害与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方面的工作及成就区分开来。这样，既不会因为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存在，而抹杀了广大党员干部在军事运动方面的大量工作及丰功伟绩；也不会因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提高陈独秀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评价。二是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历史史实来说话，论从史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本文将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第一，大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运动不仅仅只有“教训”，而是有许多辉煌的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历史经验。第二，从短期讲，党在大革命时期从事军事运动的过程中，对军事理论的探索、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对军事实践经验的积累诸方面的成就，足以证明大革命时期是党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准备阶段。目前在党史和军史界，只讲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党走上了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阶段，没有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准备阶段”这一提法。人民军队的创立，有没有准备阶段？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一个充分准备阶段，党不可能在“七·一五”政变后半个月时间，就发动规模空前的南昌起义，短时期内集中2万军队，4个小时占领江西省会城市南昌，[1] 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的道路。第三，从长远讲，党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运动，不仅对创建人民军队有重要影响，它还对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均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人民革命战争奠定了理论、人才、实践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一 大革命时期党对革命军队及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为党以后创建人民军队、独立开展人民革命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党认识到“人类经济与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2](P37) 每个时代的进步，都离不开战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有资产阶级对封建的战争。“民主的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避免的。”[2](P37)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然在封建式军阀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中国社会要进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都离不开战争。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加入此种战争”实为必要。 关于战争与和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实现和平的手段。中国的军阀对内祸国殃民，对外则是辱国丧权。军阀不打倒，战争便无止期。“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能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的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不能不讴歌的。”[2](P25) 党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战争求和平，和平成；以和平与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不成。认识到在革命年代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反革命的战争是必要的。 关于革命与武力：革命离不开武力，在大革命时期几乎已成共识，因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普遍拥有强大的武力，“他们有枪炮，有军队，有警察可以指挥，最后一着便是武力解决”。[3](P134—135) 没有革命的武力，革命不会成功。周恩来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的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4] “我们无军队便不能革命”。[5] 这一时期，瞿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与武装斗争问题》，[3] 赵世炎写了《中国革命与武力》，[6] 邓中夏写了《论兵士运动》，恽代英写了《军事运动问题》，蔡和森写了《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等文章，从各个角度论述了武装斗争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革命不仅需要武装，更需要武装的暴动。“暴动，是民众革命的最高技术。无产阶级的暴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训中最严重的一课”。[7] 通过革命的暴动，解除敌人的武装，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是革命的一般规律。 关于政党与军队：周恩来在1925年明确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8](P144) 这种工具是两方面的，压迫阶级拿这个工具来压迫被压迫者；同样被压迫阶级可用这个工具反抗与推翻压迫阶级。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与政党的关系，应该是军人服从政党。军队是政党的军队，反对“以军治党”，主张“每一个革命党的军人，都应该尊重党的权威在军队权威之上”。因此，“每个革命党的军人，不可以单看自己是一个军人，必须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9](P304) 这些观点，在以后得到应用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新型人民军队时，就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枪指挥党”。[10](P512) 科学地解决了人民军队与共产党的关系，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对军队的有效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