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目前学者对孙中山逝世后的孙中山崇拜展开了初步研究，潘光哲从宣传角度剖析“国父”形象的形成，李恭忠探讨国民党如何为“再造民国”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笔者则从时间、仪式双重维度研究总理纪念周对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输。① 笔者进一步认为，孙中山作为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对于国民党而言，不仅仅出现于孙中山逝世之后，而早在其谋求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时已经开始，并一直贯穿于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社会的正常运作依赖于一套权威性的制度、机构和组织以及人们对权威及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认同。权威一方面来源于权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合法性，合法性是政治运作的基础，也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而且是不言而喻和必须的”②。一般而言，合法性是通过民众自觉认同与政府说服民众认同而获得。在政治斗争中，一个在野的政党获得合法性尤其重要，而当政权建立之后，它又面临着如何使民众自愿服从、统治长久有效的问题。因此，政权的合法性是权威建立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对此有透彻、精辟的分析，明确指出在国家统治形式中存在着非强制性成分，即“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他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存在最起码的自愿服从成分，而这种自愿服从一般来源于理想与信仰，暴力统治同样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合法性。这种信仰体系就是说服人们服从统治的思想意识，它为统治的合法提供理论依据。韦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后指出，一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合理法则(即法律性)、传统法则与领袖个人具有的非凡魅力基础之上。统治者一般根据上述三种理由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被统治者也同样基于这三种理由来接受他们的统治。③ 韦伯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革命党及国民党如何通过塑造、独占孙中山政治象征来建立信仰体系，从而获得政治合法性具有重要启迪。 对于革命党而言，民国建立不久即让权于袁世凯，丧失了政治合法性的法律性基础，而革命党又不可能获得基于传统法则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政治的传统法则是君权神授，革命党人推翻了以此原则为基础的王朝统治模式，不能再因循传统法则获得合法性基础，只能依靠个人权威获得合法性资源。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党内还是民间，相对而言孙中山都孚有声望，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党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当然，孙中山成为权威性政治领袖，是革命党整合党内各派力量的需要，也是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出现权威真空后人们心理失衡的结果。 民国初期的中国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殊时期，许多传统观念依旧束缚着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使得领袖人物极易成为魅力型领导。时势造英雄，孙中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虽然韦伯所言的魅力型政治一般是指政治领袖在位或在世时的统治，但是，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仅做了44天临时大总统，并于1925年初溘然病逝。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奋斗一生的政治领袖，留给人们的精神遗产是巨大的。当时中国处于权威真空状态，这为孙中山成为权威性精神领袖奠定了基础。所谓“权威真空”，是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崇拜与服从出现中断，而新的政治权威尚未确立，从本质而言，它是一种权威模式向另一种权威模式转换过程中权威支配失衡的反映。民国建立后，中国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中华民国只是一幅空招牌而已，社会秩序比革命前更为混乱。时人黄远庸曾作过精辟论述：国人对于立宪与共和都曾充满期待，“人心勃勃，犹有莫大之希望”，仿佛“盛强可立致”。但“革命既成，立宪政体亦既确定，而种种败相，莫不与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国之人，丧心失图，惶惶然不知所归”。④ 严重的社会危机与社会败相引发了广泛的信仰危机，人们需要新的权威来代替旧权威，以弥补遽失皇帝所带来的心理恐慌。 中国是一个传统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权威崇拜盛行的国度，极易形成个人崇拜风习，加之清末民初的特殊政治环境，孙中山自然成为受人景仰与崇拜的权威性人物。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知先觉”论的英雄史观、“知难行易”的哲学观及个人权威意识，进一步加速了“孙中山”政治象征形成的历史进程。孙中山一生主要在中国度过，他无法完全超越中国专制思想土壤深厚的历史语境，所以，从同盟会一直到他辞世，他与追随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塑造权威。由此，“孙中山”成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 在所有象征符号中，被神化的领袖人物最具渗透力和感染力，因为权威领袖往往最能表达社会情感、对未来的信念和价值观，能够让人产生敬畏、认同、服膺与崇拜，人们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未来交付与他。因而，政治象征人物具有凝聚、维系群体运作的能量，是社会群体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正如韦伯所言，人们“服从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在相信他的这种魅力的适用范围内，由于个人信赖默示英雄主义和楷模榜样而服从他”⑤，基于对领袖的信仰而产生的服从性最具持久力。不仅如此，政治象征符号与相关政治话语的重复使用，可以激发成员对组织的忠诚，也能够感召、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从而获得民意与合法性。因此，创造与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是政府或政党经常运用的权力技术，它能更为隐蔽而有效地强化其合法性。如果政治象征符号本来就已经在社会成员中具有广泛影响，那么，掌握这一政治象征的政府或政党可以更为便捷地宣传其政治合法性。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社会化考量，革命党及后来的国民党在孙中山生前及逝世后开始了全面塑造孙中山政治象征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