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众所周知，抗战全面爆发后，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实际上，国民政府更期望的是与苏联签订一项带有互助同盟性质的条约。这两个条约的交涉，分别从1932年和1935年开始，均由中方主动提出。1937年8月，中苏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中心任务。有关交涉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内外已有相当研究，但对这一条约交涉过程的曲折，中苏各自态度前后变化的原因，尚缺乏深入探讨。关于中苏互助条约的交涉，以往由于档案资料缺乏，研究甚少，仅在个别关于战时中苏关系的专著中有所提及。 本文拟根据俄罗斯新近编辑出版的档案资料，同时结合中方史料和以往的研究成果，重新对这两个条约的交涉过程加以梳理，并将这一交涉过程分为三阶段，置于远东多边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笔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中苏互助条约交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交涉过程的曲折反复，双方各自的战略考虑和相互政策，以及由此反映的两国利益的异同。中苏互助条约最终虽未能签订，但它对战时中苏关系和中国抗战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一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提出与最初磋商(1932年6月—1937年7月)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动。1927年，蒋介石实行反苏反共政策，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两国关系完全中断。九一八事变后，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两国重新接近。 不过，中苏接近的过程相当曲折。一方面，这是由于中苏双边关系中存在着不少难于化解的矛盾；另一方面，这也是中苏日三角关系的一场博弈。1932年夏至1935年秋，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的问题。 1932年4月，中苏两国开始就复交问题进行谈判。6月，国民政府代表在谈判中正式提出，首先要与苏联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再复交。① 国民政府提出这一要求，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继续“围剿”共产党的需要；二是防止苏联承认伪“满洲国”；三是试图以此约束苏联插手中国新疆地区事务；四是借此解决外蒙古问题。② 蒋介石对最后一点十分重视，他在谈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时曾特别强调外蒙古问题。1932年9月，他在审阅外交部长罗文干拟定的互不侵犯条约草稿时说：“我方目的，乃在外蒙问题能于互不侵犯条约中解决，今条约不列此条则于我有害而无利也。”③ 然而，无论国民政府怎样考虑，苏联政府认为，“互不侵犯条约将是复交的自然结果”。④ 苏方表示，两国复交后，准备同中方讨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⑤ 虽然中苏复交谈判的进展不很顺利，但中苏接近的动向立即引起了日本的警觉。1931年底，苏联曾向日本提出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为日本所拒绝。在获悉中苏密商复交后，日本立即调整对苏姿态，表示愿与苏联缔约。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出于对日苏接近的担心，加上国内舆论的压力，只得放弃前议，于1932年12月12日与苏联无条件复交。 中苏复交后，两国开始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但不久便因国民政府态度的变化而搁置下来。1934年1月30日，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⑥ 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国前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同他会谈时说，“南京政府不想同我们缔结协定”，因为这“会导致日本加强对华北的侵略”。2月27日，鲍格莫洛夫又报告说：“中国政府有意散布同我们进行谈判的传闻，以便弱化反对同日本签订商约的反应，但同时它又根本不打算同我们缔结协定。”⑦ 从客观上来看，导致有关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中断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双方提出的条约草案分歧过大，关键是中方率先提出的草案中包含互不干涉内政的条款，而苏方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⑧；第二，苏联向日本出售中东铁路⑨，并继续在新疆等问题上插手中国内政；第三，中日之间不断举行和谈；第四，国民党仍在全力“剿共”。当时，国民政府认为，一方面苏联同日本商谈出售中东铁路等做法已经侵犯了中国权益，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已经丧失；另一方面在中苏日三方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放慢中苏关系发展的步伐，有利于在对苏和对日关系中保持平衡；因此，不签订条约反而还更好些。苏联政府则认为，国民政府一面与日本谈判，一面加紧“剿共”，中日之间很可能达成妥协，国民政府同苏联谈判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是要增加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⑩ 于是，中苏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就此中断。 此后一段时间，国民政府的外交处境十分艰难，外交工作的方向也不明确。一方面，国民政府仍抱着与日本达成妥协的希望，不断开展对日谈判；另一方面，它也意识到日本不会停止在中国北方的侵略扩张，为此又必须做出军事准备，并寻找一个可靠而有力量的盟友。当时，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国联与美英等国对中日问题无意干预，正在帮助国民政府整军备战的德国，由于同日本关系密切，长期来看也靠不住。在几经踌躇之后，蒋介石不得不调过头来，在发展对苏关系上进一步采取行动。 由于此前反苏反共的历史，蒋介石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先要摸清苏联方面对他及国民政府的看法。1934年3月，蒋介石派中国陆军大学校长杨杰赴苏考察。6月22日，他亲自邀请鲍格莫洛夫共进早餐，向其表示要改善中苏关系。10月，他又派遣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访苏。通过中苏高层之间的这些沟通，蒋介石相信，苏联确有与国民政府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愿望；苏联也认为，“蒋介石的立场已有某些改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