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06)01-0175-02 对戴季陶，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其后来作为国民党理论专家的一面，而对其早期尤其是五四时期的活动和思想并不是很熟悉。其实，五四时期的戴季陶还是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站在当时思想理论阵地的前沿，对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了大量撰作，形成了他在这一时期渐趋成熟的社会政治思想。这对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本文即试图从五四运动这个时代大背景出发，对五四时期戴季陶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一探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时任孙中山记室(秘书)的戴季陶，深受五四大潮的鼓舞与推动，在中国国民党机关刊物上海《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上时常发表文章，后又奉孙中山之命主办了“和北京的‘每周评论’、湖南的‘湘江评论’齐名”的《星期评论》周刊。[1] 在上述报刊中，戴季陶针对当时国内封建统治黑暗、国外帝国主义侵华日炽、五四运动蓬勃开展的社会现实，发表了许多时评性文章，表达了他对五四运动的政治态度。 运动爆发后的第4天，戴季陶即与张继、何天炯等人在上海招待日本在沪各报、各通信社特派员及主笔等，当场宣布了他们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意见，并托请各记者将其意见转载于日本各报刊。在招待会上，戴季陶“以严肃之态度，恳挚之言词，详述中国国民所以排斥日本之原因，指摘日本过去之对外政策。”[2] 会后，戴季陶等人还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斥日本侵占中国山东的“狂奔运动”已使“中国人民完全失望。……为维持中国之存在及国民之利益计，排日行为遂成不可免之事实，虽有何种危险当前，亦不容吾人之回避矣。”他奉劝日本军阀政府应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否则将“自陷其国家于危险之境，而甘步德意志之后尘也”[3]。戴季陶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五四爱国运动的舆论支持。 1919年6月8日，戴季陶受孙中山指派，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试图给五四爱国运动以鼓动和指导。他曾著文把这场风起云涌的五四爱国运动称为“国民自决风潮”，并对这次发生的“国民自决风潮”[4] 进行了认真研究，他认定“这一次国民自决的运动是合理的，是觉醒的，是深刻的，是纯粹的”新式革命运动。[5] 戴季陶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同1910年爆发在广州的悲壮惨烈的黄花岗起义相提并论，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革命，革命不一定非要依靠炸弹、手枪、军队才能进行，“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躯运动！”[7] 戴季陶的这种认识与五四时期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之间也许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在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中，他对运动的敏锐观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潮流的正确认识。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积极参与其中，就像戴季陶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对此表现了少有的热情，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诸多译文和评论。戴季陶发表的《〈马克思传〉(威廉·李卜克内西著)译按》、翻译并发表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考茨基著)等，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了解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其一系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述中，他公开宣称马克思是科学上哲学上集大成的“大思想家大实行家”，[9] 称赞马克思“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肇造者，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肇造者，是国际社会运动的肇造者”。[6] 他明确表示自己“赞同唯物史观”，[10] 称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世界的不是国家的”，“是一个世界的时代精神”，“这一个时代精神，是普遍的照住全世界”。[11] 他“希望中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思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非科学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2] 这些评论对增进当时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有一定的作用。 而在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戴季陶还针对胡适攻击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言论、“工读互助团”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等进行了驳斥。戴季陶的这些驳斥与评论，或多或少地有利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传播，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发表评论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13] 此言似可信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还是应《星期评论》之约翻译的。陈望道所依据的《共产党宣言》日文版，也是由戴季陶提供的。[8]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知识界“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破产了。戴季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率先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再研究。他认为“18、19两世纪是欧洲世界主义发达的历史”，“不过他们的世界主义是世界侵略主义”。[14]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欧洲的强国挟着由科学恩惠得来的新势力，以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来侵略东方”。[15] 经过冷静的分析之后，戴季陶严正地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受欧洲强国和日本的武力主义及资本的帝国主义侵略的痛史！”[16] 这对当时的中国人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本质，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手段，戴季陶也进行了初步探究。他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相互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中国政局，指出西方列强为了各自利益，定要趁势在中国寻找其代言人，主要手段是勾结和利用中国的封建军阀与地方势力。“故今日中国之亲日派曹、章、陆诸人而外，所谓北洋军阀诸首领中，实大有人在。日本之所以极力与吾辈联络而资助之者，直接扩张其在华的势力，间接即所以破坏中国民治的精神。”[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