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1—0080—04 问：您作为接受西方学术传统训练的学者，为什么对中国问题感兴趣？ 答：说来话长，我也是个历史的产物，或者说是反越战运动的产物。上学的时候，老师根本没讲中国和亚洲，那时正处在美苏争霸期间，当时惟一对中国的认识是看一本小说，即赛珍珠的《大地》。她是在传教士的家庭长大，1914年大学毕业后不久来到中国，在中国结婚生子。一直到1934年近二十年间，赛珍珠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中国。迫于中国局势动荡，她最终回到了美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这片让她怀念的土地。她曾经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农民的故事。其中有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农民，在获得一笔财产变成富人后，他和原配妻子的感情恶化。小说表现他是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大约是十岁左右看了那本书，除此以外，我们上课都很少提到中国。在我读高中和大学期间，越南战争日益激烈，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那时我开始对亚洲感兴趣。原因是当时政府宣传之所以打越战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蔓延，他们指出当时在越南背后，有一个中国在支持着。中国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不打赢越南战争，中国将把共产主义推行到全世界。但是，那时我们对于政府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们发现政府在很多场合不说真话，因此我们不仅仅是怀疑政府，而且和政府对抗。美国政府在那个年代，批判中国的文革，而中国政府则宣传中国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平等，于是我们对于文革都是持肯定态度。因为这场战争，我开始对亚洲感兴趣，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的观点都和我一样。大学一年级那年，美国乒乓球队出访中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当然我当时是不喜欢他的。于是，一夜之间，美国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其中不少是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尽管美国是一个反共的国家，但是大家对中国都非常好奇。这么多年来两国之间失去交往，彼此缺乏了解，因此，大家都非常关注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于是，我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我上了一门中国史的课，第二年就开始学中文。我既对中国感兴趣，又对社会主义有很多理想。我非常盼望能够到中国来，但是当时美国禁止国民前往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而且，虽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但是两国之间还未建交，因此，美国学生无法来中国。毕业后，我工作了一年，就申请读研究生。研究生二年级，也就是1976年，“四人帮”垮台，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并不是那么理想，中国并不是那么完美，中国人开始说自己国家的不足，同时我们那时开始有机会到中国来。我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申请到中国来，完成我的学位论文。1979年至1981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讲中国话。因为，我们在美国学汉语时，使用的是中国的汉语读本，根本没有一般日常生活的对话，书中都是革命化的语言，如“打倒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等等，连牙刷都不会说。我到天津以后才开始会说汉语。我在天津时研究的是天津的工人阶级。虽然我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但是我发现外国人把另一个国家当成一个美好的理想，这是有问题的。即便你把另一个国家当作天堂，这也不会在你自己的社会实现，也并不能帮助你在自己的社会中做应该做的改变。后来，我并不是把中国当作一种范本，但是我还是对中国很感兴趣。我在中国呆了两年后，再回到美国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毕业后，我当老师，我发现，美国人仍然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对国外的具体情况一窍不通。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当时住在南开大学的时候，有学习美国史、世界史的中国学生，他们第一个星期问我美国人对华盛顿有什么评价；第二周，他们问我美国人对林肯有何评价；第三周，他们问我美国人对罗斯福有何评价，我通过他们的问题就知道他们正在学习美国历史的哪个阶段。我回美国以后，美国学生很少会问我有关中国的情况，比如说，唐朝、清朝，或是秦始皇、毛泽东，一般的美国学生不太关心其他的国家，除非是个别， 像我一样对亚洲非常感兴趣。美国一位作家Ambrose Bierce曾经说过：“War is God's way of teaching Americans geography.”（“战争就是上帝给美国人教地理的一个好方法”）我们只有到一个地方去打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一个伊拉克，有一个阿富汗。如果不是去打仗的话，美国人就不会去了解其他的国家。后来我虽然知道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天堂，可是，我还是认为美国大学生应该多认识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具体历史。我教导我的学生不要把美国人、美国历史和美国的风俗习惯当作标准，他们应该知道美国也是历史的产物。中国是另外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你能够很好地看待另一个社会，你就会很好地批判自己的社会，不把它当作自然的标准。 问：法国“年鉴学派”（以法国最重要的历史学杂志《年鉴》命名）对下层民众文化的研究十分精道，其突出贡献在于拓宽了历史学的疆域。旧史学孤立地强调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即政治史。“年鉴学派”的史家则不然，他们还注意其他的学科门类——地理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并从中获得启迪和灵感。在研究范畴方面，他们不再恪守陈旧的话题，例如，统治者、政府和战争，而是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全体事项，包括气候时令、科学技术、人口变迁、城市、妇女、家庭等日常生活的领域。他们研究思想观念，也不只是圣哲的言论，而把目光转向更加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人的思想信仰、思维习惯、文化结构等方面。这为阐述中国文化的演进提供了有益的学理框架。作为美国的历史学者，您在从事当代中国研究时，选择了乡村或是城市下层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是否受到过“年鉴学派”学理的影响。 答：你们为什么对年鉴学派那么感兴趣？ 问：因为我接触了很多西方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对于年鉴学派有很深的印象。阿古什教授（《费孝通传》作者）写了一本研究河北农村村民伦理的书，他来我们所访问时，其中提到了年鉴学派是他学理的建构源泉。 答：我觉得年鉴学派很有意思，最近15年到20年，影响也不是没有，很多人就知道，我们吸收了他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并不把他们当作模本，他们70年代在美国是非常有影响的。谈到我个人，有其他的影响比“年鉴学派”的影响还重要。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并不是学术上的，而是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影响。还有就是人权运动，即60年代至70年代对学生产生了很大感染力的公民权利运动。很多女性在6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中发现，那些男人希望她们为他们倒咖啡，或者和他们发生性关系，男人和女人不是同志关系， 而是上下级的关系，这令那些参加运动的女性非常反感。于是，她们就发起了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妇女运动。妇女运动催生了妇女学的产生。最初，美国并没有专门的院系开设妇女学，偶尔也有人认为妇女史非常重要，比如历史学家Joan Kelly，她认为妇女并没有文艺复兴，几位学历史的人开始发现她们所学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难道就没有一个女人对历史有贡献吗？如果仅论军事战争、国家大事，那都是男人从事的工作，自然是关于男人的历史，但生活还有另一方面的实践。于是有学者从事家庭史、家务劳动史、性关系史，还有女工史的研究。这对我也有很深刻的影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妇女历史，但当我大学毕业后就已经开始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