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对中国的关注较早，研究较多，是西半球除美国、加拿大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国家。近些年来，墨西哥出现了“中国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行列，公开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墨西哥本国有着广泛影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就有墨西哥人到中国参观、访问，回国后报道介绍中国情况。1960～1979年，墨西哥翻译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撰写了少量的专著，发表了少量的文章。1980～1989年，是中国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1990年以后，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逐渐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中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以及中国的发展对墨西哥的影响等几个方面。下面就笔者所收集的资料，对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作一简介。 一、1950年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概况 1950年以来，墨西哥的中国问题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1950～1959年）：介绍中国，以采访和报道为主要方式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原国民党政府驻墨西哥代表林霖应墨西哥政府之邀， 于1947年用西班牙文发表了《中国走向民主》（《China avanza hacia la democracia》）一书。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走向民主”，介绍了孙中山的三个革命阶段和国民党史；第二部分“中国再一次展示了其不可征服性”，介绍了抗日战争；第三部分“援助中国”，介绍了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国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这本书使墨西哥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墨西哥的一些民间机构和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安排人员前来中国参观、采访，将其见闻予以报道，向墨西哥介绍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情况。 在前来中国参观、采访的人员中，有三个人值得一提。第一个是维森特·朗巴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949年11月13日， 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安排下，他乘火车，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从东北进入中国，15日到达北京，12月4日离开北京。1950年初回到墨西哥。回到墨西哥不久，将其在中国的旅行日记整理出版，书名为《新中国旅行日记》（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该书简单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经济、农民革命、革命胜利的原因、新政府的政策战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中国的文化艺术、新领导集体的使命、中国文学、新中国政府的主要成员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等问题。另外两个是费尔南多·拜尼特兹（Fernando Benitez）和安东尼奥·罗得里格兹（Antonio Rodriguez）。前者于1953年出版了其在中国采访的所见所闻， 书名为《眼中的中国》（China a la vista）；后者在1956～1957 年发表了其在中国和朝鲜的系列采访报道，1959年将其报道整理成书，书名为《中国和朝鲜报道集》（Reportajes en China yen Corea）。这两本书都向墨西哥介绍了中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情况。 （二）第二阶段（1960～1979年）：大量翻译和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 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学者开始少量翻译和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如1950年，维森特·高斯（Vicente Gaos）翻译的《中华民族简史》于1954、1966和1978年三次再版，最后一次再版时的名字为《中华民族史：从起源到1967年》（Hisotia del pueblo chino:desde los origenes hasta 1967）。1959年，维森特·克拉维（Vicente Clave）翻译并出版了《中国人的思想》（El pensamiento chino）一书，该书原作者为法国的马歇尔·格兰奈特（Marcel Granet）， 此书重点介绍了中国的文字、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特别是《易经》、《四书》、《五经》等等。 20世纪60、70年代，墨西哥学者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内容主要如下：（1）介绍中国的基本情况，如《人民中国及其经济》（1961年）、《中国的生活》（1964年）、《当代中国：河的另一边》（1965年）、《中华帝国》（1973年）、《人民中国》（1977年）、《1949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独立、现代化和革命的影响》（1979年）等等；（2）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1966年）、《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1966年）、《中华民国（1911～1949年）：民族主义、战争和共产主义的崛起》（1971年）、《走近中国》（1972年）、《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972年）、《革命战争》（1971年）、《中国革命》（1973年，选译自托洛茨基的法文版《列宁后的国际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简史》（1976年）、《1840～1927年的中国革命》（1976年）等等；（3）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选编》（1971年）、《“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1972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1979年）等等；（4）关于毛泽东，如《毛氏真理》（1967年）、《毛主席语录》（1973年）、《历史中的毛泽东》（1980年）等等。 这些译著对墨西哥了解中国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也为学者们研究中国问题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第三阶段（1980～1990年）：研究的起步阶段 1957年，索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撰写的《中国经济》（La economía de China）一书，是墨西哥关于中国问题较早的研究著作之一。该书以美、英等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介绍了中国的农民生活、农村经济、旧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体系，以及上海、北京、西安等大城市的经济情况。该书认为，1800年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经济大国，古都西安在历史上的现代化程度超过英国的伦敦。1900年前后，中国衰退为世界第五经济大国。20世纪70年代，也有少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丹尼尔·德·拉·培德拉雅·姆诺兹（Daniel de la Pedraja y Mu?oz）于1976年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介绍了中国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的外交格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