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是新中国国际贸易的开创者和领导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负责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环球进出口公司”襄理、“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曾随孔祥熙出席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1947、1948年曾出席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委会，参与起草有关促进东南亚贸易的文件等。在此期间，他利用在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中的合法地位，按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准确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并掩护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脱险；同时，还为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奇缺物资，通过邓颖超转交后方。解放后，就任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参与了新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研究统计制度的建立工作。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为新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进入环球进出口公司促成桐油贷款 冀朝鼎走上政治舞台是由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开始的。1939年12月冀在环球公司得到了一份全职工作，他的地下党员生活认真地开始了。这是一个国民党完全拥有的子公司，目的是促进中美贸易。精明能干的董事长、上海银行创办人陈光甫开始委冀为他的秘书，随后立即赋予重任。1940年12月，冀成为环球公司总务处（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代理主任，负责收集广泛信息，用于研究和出版。[1](p4) 1940年12月Fortune （《财富》）杂志一篇文章把环球公司描写成为美国控制的一个机构，用来使中美双方贸易互惠。环球公司是1938年10月成立的，由中国爱国商人陈光甫、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和他的助手白劳德（Harry Dexter White）一蹴而成。[2](p105～108,134,137) 美财政部一位官员说陈光甫是“高度智慧、深深爱国和相当忠诚”的人。1936到1943年陈光甫的公职生涯到达了顶点。[3] 那时他很殷实，他1915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西式银行上海银行为他积累了财富。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外贸委员会（Foreign Trade Commission）主任，1936和1937年成功地谈成了向美财政部出售白银交易。根据不止一项记录，陈光甫很快变成摩根索和白劳德最欣赏的人。他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关系密切但不稳定，尽管如此他仍被孔选中，领导中国财政访问团出访。他是当然的人选，帮助国民党在严重危机时刻获得援助。 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和中立立法，美财政部不能直接贷款给中国政府或政府的一个机构。陈光甫非常熟悉美国的政治气候和商业作法。他建议美国把用于促进贸易的贷款交给一家美国公司，即中国环球进出口公司，而公司记录美国政府可随时检查。这些贷款由美国缺少的中国自然资源做担保，包括桐油、锡、钨和猪鬃等。出口这些资源将使中国能够建立重要的工业，如卡车、汽车运输、通讯、现代采矿机器和现代加工厂等。[4](p4) 陈光甫、环球公司总裁劳海（Archie Lochhead，美前财政部官员）、摩根索和白劳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判，1938年下半年达成了第一笔2500万美元“桐油贷款”协议，这时正值国民政府撤往重庆。 冀朝鼎第一次会见陈光甫和其后受雇于环球公司的情形颇受关注，因为现有资料互相矛盾。保存下来的资料有陈光甫、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采访对象的记述。冀服务于国民党政府大体结束了他的旅美生涯，引起了生活矛盾，导致首次婚姻结束和与孩子们分离。毫无疑问，冀是知道这些矛盾的，但是他有意选择了返回中国。尽管他仍然使用真实姓名，和他1938年指导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实地调查时的名字一样，但他的政治理念和信仰又隐藏了将近10年。 陈光甫回忆，他第一次见冀朝鼎是1939年下半年在纽约一个中餐馆。陈声称，“我觉得他英语很好，聘他为我的秘书，写一篇桐油贷款报告……他没有工作，生活困难。”[5](p109) 实际上冀继续支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薪水，直到1940年春天。这与太平洋关系学会档案记载是一致的。当时有一项正式放人要求，让冀到环球公司工作（可能是陈光甫、环球公司总裁劳海、副总裁稷生（Starr Ren）的要求。[6](B.389) 陈光甫需要冀的英文写作技巧有几个原因：其一，陈正确地预见到环球公司作为一种联系如果成功，可以帮助战后中国经济重建。因此他很重视中美合作与沟通，把环球公司第一笔贷款的功效看作对未来生意至关重要。其二，环球公司45名雇员大多是技术出身的中国工程师、会计师和采购人员，英语不流利。[7](B.88) 最后，中国失去两条桐油出口管道（通过中国南部和印度支那）和日本封锁缅甸公路，迫使陈光甫接指示就立即回国，带着他的私人秘书冀朝鼎。 是否如联邦调查局采访的两个人所称，白劳德把冀介绍给陈光甫，或是如贾菲所称爱德乐（Solomon Adler）和弗兰克·科逸（Frank Coe）从中介绍并不重要。[1](p5) 重要的是冀朝鼎宣布脱离共产党。正如贾菲宣称的那样，陈光甫“接受冀作为朋友”，尽管他“毫无疑问知道很多冀在政治上的过去和现在。”[8](p140) 陈和蒋介石、孔祥熙（孔有一次阻止了陈组织船运公司）的不同之处也许是他能和冀交朋友的一个因素。陈后来和冀朝鼎倾心、关系加深，加上贾菲的陈述，让人感到他很可能知道冀在纽约参加共产党活动的事。这也至少部分说明为什么冀感到被迫宣布脱党，因为他的政治活动为环球公司其他雇员所知。直到1938年4月， 他的名字还以“为莫斯科审判辩护的美国进步人士”而出现在美国Daily Workers（《工人日报》）上。翌月，冀为了同一目的请愿，在New Masses（《新平民》）上署了名。冀脱离共产党一事至少有三名联邦调查局线民证实，包括一名前共产党员声称，冀由于和“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而在纽约被开除出共产党。[1](p3) 冀脱党时间看来是在1938年11月9日到1940年7月24日之间。1938年11月9 日重庆外交部发给冀一本新的中国护照（签证身份没有透露）。而1940年7月24 日他以中国财政访美团秘书和中国银行经济研究专家两个官方身份获得了外交官签证。[1](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