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既是生理年轮的一个标志，也是精神历程的一个分水岭，郭沫若所推崇的孔夫子就说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在中国传统文化系谱中，50岁是一个“知天命”的年份。对郭沫若来说，这个年份，就是1941年。这一年的9月25日，他为自己编定了《五十年简谱》。 这份年谱，真堪称是简谱——简略、粗疏至极，郭沫若惯常流露笔端的澎湃激情，在这里没有丝毫影踪，倒是颇类似呆板的流水帐。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说过：“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P6) 不知郭沫若在回首、梳理自己50年人生的来程时，有没有“清算过往”、“知古鉴今”的意图呢？ 无论如何，这一年是郭沫若生命流程中“交大运”的巅峰岁月。 一、“落拓沪滨” 潘梓年在郭沫若50寿辰时，写了一篇祝贺文章，记载过一件有趣的事： 二十六年的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看到了郭沫若先生。那时他是刚从海外被“七七”炮声召回到祖国，我也刚从莫愁湖畔“乔迁”黄浦江头，由五年“窗下”而投入团结抗战的阵营，谈话中知道彼此还有“同年之雅”。当时，他拿出吉士牌香烟一包相饷，笑道：在他第一次回国落拓沪滨时，曾和友人二三闲逛城隍庙，有个拆字先生拦着他要替他相面，说他命运不凡，到四十六岁就要交运。今年恰是四十六岁，看来，我们有此献身祖国的机会，还是命中注定的呢。当时在座还有别的朋友，听他说到这个故事，不觉大家都笑了起来。现在又匆匆过了四年有半，国家已年逾“而立”，自己也年达“知命”，对我们祖国，对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命运，大概已可以知道清楚；能够走上解放自由的道路，却也可以说得是“命运不凡”！[2] 且不说，郭沫若谈论此逸闻趣事，立意如何。相隔漫长10多年的岁月沧桑，竟然还能记起闲逛时偶遇的测字先生的预言，看来郭沫若对命运之事，是深有感触。其实，郭沫若本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屡屡发感慨于笔端。他在发表于1925年8月上海《学艺》第7卷第1期的《湖心亭》中，详细记载了“算命”的过程： ——“喂，先生，我看你阁下很有贵人气象啦！” 当我正在无可如何对这碑亭相龙面的时候，旁边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见得？” ——“唔，请你把眼镜取下来。” 我把眼镜取下来了，看相的人用着指头在我的面孔上指画起来。 ——“唔，‘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还有点混浊，内室还有点不清。’——你先生心里有点不如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看心象呢，吓吓吓。但是一交春就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运了。‘明年鸿钧运转。四十六岁交大运。’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你的厄运就要过了。‘左眉高，右眉低’，乃是扬眉吐气之象。‘头部丰满，额部宽敞，东西相称，四方四正’，你将来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晚年来更好，‘人中长长，上阔下张’，你这是长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广走江湖，上到湖广，下走南洋，南北二京，东西十八行省，我愚老都是走遍了的，都没有看见过象你阁下这样的好相呢。请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给他。 ——“不对，要左手。……啊，你这手色比脸色更好了。‘中指为龙，宾主相称，二指为主，四指为宾’，你这是鱼龙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将来提防有小人暗算。这一层，你阁下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紧的。你这手掌很好，‘乾坤艮震，巽离坤兑，中央为明堂，坐明堂而听四方，四通八达’，你阁下将来要名成利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吓吓吓……” 测字先生的相面术灵验与否，我们暂且不论。 可是毋庸置疑，郭沫若的生活和人生境况，在30岁（也就是第一次回国落拓沪滨时）和46岁或者50岁时，显然有天渊之别。遥想1921年，急于回国大显身手、创造名声事业的郭沫若，对于大上海，应该是充满了无限的幻想与憧憬。 可是登岸之后，现实的遭遇，很快让他如梦初醒。在第二天写的《上海印象》中，满目都是让他“泪流”、让他“作呕”的“尸”、“肉”、“骷髅”和“灵柩”，似乎在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郭沫若的内心世界，就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心理反差，而且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形之于诗。 尽管不能排除诗人浪漫、敏感的性格和气质使然，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是实实在在的摆在了郭沫若眼前。在日本，是饱尝了东洋鬼子的气，归国吧，又倍受资本家的盘剥和利用，这怎能不叫郭沫若、乃至他的创造社的难兄难弟们“异常悲愤”？ 对于郭沫若回国落魄沪滨的窘困境况，连徐志摩、胡适等人都为之一叹。 徐志摩曾在1923年9月底，邀请胡适、曹诚英、陶知行、汪精卫、 马君武等一行10人，到老家海宁观钱塘江潮。期间，经停上海，于10月11日和胡适之、朱经农，一同造访郭沫若。
